靠岸，我一上岸就被上海的同仁找去，他们希望我能够把我在国外所学加以推介，我想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可是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在实践中教学，于是我到当地一家儿科诊所参加义诊活动。然而整整一周，我应诊的那些孩子大多患的都是些什么病呢？因为高烧后没钱买药或误服土方而造成的脑瘫，因为卫生条件太差而患上的寄生虫病，因为小伤口没有及时消毒而感染导致的截肢，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嘴角糜烂、坏血病，还有缺乏维生素A导致的失明……他们的‘病根’与其说是疾病，还不如说是愚昧和贫穷……在黄浦江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我突然有所醒悟，你知道，入海口处的黄色江水和蔚蓝色海水有时显得泾渭分明，我想，一个医生能够攻克疑难杂症，固然是无上的荣耀，可是既然身在入海口的这一边，心中就还应该有另一种关怀，那就是如何把医疗工作服务于普罗大众，让每个穷人都能看得起病。

　　“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儿科诊所，从六张病床、十三个员工为起点，一点点地把事业做大。从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我们私下里给全院医生约定：只要看见患儿骨瘦如柴，家长衣衫褴褛，就在处方笺上写一个‘Free’，病家就可以免费取药及接受输液注射、抢救治疗。有些同行嘲笑我们做赔本的生意，可是从学医那天开始，我就坚定不移地认为，行医不是生意，永远不是，谁把治病救人当成一桩生意，那他根本就不配穿上白大褂！

　　“可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再有理想和抱负，也只能被卢沟桥上的炮火炸成一地瓦砾。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你绝想不到我们那八年经常面对的疾病是什么，是饥饿引起的浮肿！有一次我给一个几天拉不出屎来、憋得痛苦不堪的孩子治病，泻药、灌肠都不起作用，最后万不得已，我只能用手将堵住孩子肛门的硬物抠了出来，竟是一些杂粮壳、花生皮之类凝聚成沙石一般的硬物……抗战胜利了，我以为这个已经被贫穷和战乱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国家总算有盼头了，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多少精力用在儿童保健和疾病防治上，我亲眼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天花、白喉、痢疾、斑疹伤寒等夺去生命，那些在欧美已经根本不会要命的疾病，在我的祖国却横行肆虐。有一段时间恰好是传染病流行季，我去向市政府申请低价从上海采购一批国产疫苗，给风险地区的孩子们接种，结果被告知，全市的此类疫苗只允许打美国货，每针五美元，概不讲价。你知道我素来是个多么温和的人，可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发抖，孩子，每一个孩子，那可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