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上的惊雷，通过无数双惊愕的眼睛和加密的电波，迅速传遍了全球商业与科技界，最终在美国本土引发了远超江辰预期的震荡。

起初，只是专业圈子的惊疑。《电子工程时报》、《IEEE综览》等权威期刊的编辑们，收到了来自驻亚洲记者发回的、配有清晰图片的紧急通讯，描述着一种来自中国、名为“FlyView”的、性能参数令人匪夷所思而价格却低廉得近乎挑衅的彩色液晶显示器。

编辑们的第一反应是数据有误，或者是某种夸大其词的营销噱头。

但当他们设法弄到一台实物进行测试后，实验室报告上的数据让他们沉默了。

那薄薄的屏幕所展现的色彩饱和度、像素密度和低功耗特性，实实在在地超越了市面上大多数主流cRt产品，甚至在部分指标上，逼近了日本实验室里那些造价高昂、尚未商业化的下一代Lcd原型机。

消息如同病毒，从专业媒体渗入主流财经报刊。

《华尔街日报》在商业版头条刊登了题为《东方突现“薄屏”奇兵，显示技术格局生变？》的深度报道，文中详细对比了“FlyView”与传统显示器的优劣，并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硅谷技术高管的话称：“这不仅仅是价格冲击，更是一种技术路径的宣示。中国人似乎在一条我们有所忽视的赛道上，跑出了惊人的速度。”

真正的风暴在华盛顿和硅谷同时掀起。

在国会山的某些办公室里，负责审查对华技术出口和评估战略性产业竞争的议员助理们，紧急调阅着关于“Feilong Group”和“液晶显示技术”的所有能找到的零星资料。他们困惑地发现，这家中国企业仿佛凭空出现，在极短时间内，不仅在传统制造业（汽车、摩托车）上形成规模，更突然在液晶显示这种高技术密度领域拿出了成熟产品。

这与他们长久以来的认知——中国是技术落后、需要引进和追赶的一方——截然相反。

一种微妙的不安开始蔓延：那个被认为封闭、落后的红色国度，是否在科技树的某个分枝上，已经悄然走到了前面？

这对建立在技术代差优势基础上的对华遏制战略意味着什么？

硅谷的反应更为直接和激烈。那些正在为下一代笔记本电脑和便携设备苦苦寻觅更优显示方案的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们，看着测试报告和广交会流传出的照片，感到了切肤的危机。

苹果公司一个正在秘密推进的“牛顿”掌上电脑项目团队，紧急开会讨论是否要重新评估显示部件的供应商选项。

英特尔和Amd内部负责市场研判的部门，则将“FlyView”的出现与之前隐约听到的、关于中国在某处理器架构上取得“意外进展”的模糊情报联系起来，产生了一种更令人不安的联想：这或许不是孤立事件。

最受冲击的，莫过于那些长期以来以“导师”和“技术源头”自居的美国精英阶层。

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和科技霸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从战败的德国系统性吸纳的顶尖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整套工业科学体系之上（如冯·布劳恩的火箭团队、蔡司的光学技术等）。

这被视为美国成功整合全球智力资源、奠定领先地位的经典案例。

他们习惯于向世界输出标准、技术和理念，并认为这种优势是结构性和长期的。

然而，现在，一个被他们视为技术洼地、需要通过“接触”与“引导”才能缓慢进步的国家，竟然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姿态，在一个关键的新兴技术节点上，拿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品。

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挑战，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那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和“技术施舍者”的心态上。

《纽约时报》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评论文章，标题带着浓浓的忧虑与自省：《上帝还能否拦截东方的巨龙？》。

文章回顾了战后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由来，分析了当前中国在特定领域（文章列举了江记集团的液晶显示。

并暗示可能有更多）的突进，然后发出了锥心之问：当“学生”不再满足于跟随，而是开始在某些赛道上尝试领跑时，我们赖以维持优势的体系——包括创新机制、人才培养、产业政策乃至自信心态——是否仍然足够坚固？

文章最后写道：“巨龙已经昂首，它看的可能不再是我们的背影，而是与我们并肩，甚至眺望我们前方的地平线。这一次，我们或许没有现成的德国科学遗产可以去消化，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正在醒来的、拥有独立意志和庞大能量的全新竞争者。”

这种情绪，从庙堂之上的政要、智库学者，逐渐扩散到普通的科技从业者甚至关心时事的市民当中。

一种混杂着震惊、疑虑、警惕乃至一丝钦佩的复杂情绪，开始取代以往那种单一的、居高临下的审视。

中国人，似乎不再仅仅是廉价衬衫和玩具的提供者，他们开始有能力制造真正复杂、精密且引领潮流的高科技产品。

当然，随之而来的并非全是赞美与畏惧。

质疑的声音同样响亮：这是否只是昙花一现？

是否是窃取技术的成果？

其产能和质量能否持续？

更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暗中运作，准备从技术专利诉讼、供应链封锁、市场准入设障等多个层面，对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挑战者进行阻击。

但对于江辰和江记集团而言，这来自大洋彼岸的剧烈反响，无论是惊叹还是敌意，都明确无误地传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