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尼戈夫州府，切尔尼戈夫市。

与第聂伯罗那种扭曲喧嚣的“伪繁荣”相比，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近乎停滞的沉静。

街道宽阔却车马稀少，苏维埃风格的方正建筑沉默矗立，墙面上的标语油漆斑驳脱落。

商店橱窗里的商品寥寥无几，行人步履匆匆，面色多是麻木或谨慎，少了些基辅或第聂伯罗街头那种混杂着焦虑与贪婪的躁动。

这里仿佛还停留在某个更早的、计划经济的慢节奏里，却又不可避免地弥漫着物资匮乏的寒意和对未来的迷茫。

或许正是这种相对的“闭塞”与“滞后”，让它在整个联盟解体的狂潮中，暂时避开了最剧烈的资本冲刷与权力厮杀，也使得江辰清单上的某些目标，可能还保持着相对完整的形态。

江辰三人入住了一家名为“第聂伯”的国营旅馆——这是市内少数还能对外接待（主要是国内出差人员）的住处之一。

条件简陋，暖气不足，但好处是低调，几乎不会有外国人入住，服务员也一副爱搭不理的公事公办模样。

安顿下来后，首要任务是等待货船消息并建立新的联络渠道。

江辰让陈卫国和小赵分头行动，谨慎地接触本地黑市和灰色信息网络，了解切尔尼戈夫飞机制造厂的现状、关键人物以及当前本地的势力分布。

他自己则留在旅馆房间，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观察着这座寂静的城市。

带来的“飞视”液晶显示器、“悦视”电视和“江记”电脑样机，此刻正安静地躺在旅馆地下室临时租用的储物间里，用防雨布和旧毛毯遮盖着。

在这些地方，这些来自香港、代表着西方消费科技前沿的产品，其冲击力和诱惑力，将远超在第聂伯罗。

几天后，陈卫国带来了初步消息：“江总，打听到了。

切尔尼戈夫飞机制造厂现在基本处于半停工状态，大部分工人拿不到工资，只在维护基本设施。

厂长叫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是个技术官僚出身，但据说现在主要精力放在怎么把厂里库存的一些有色金属和标准件弄出去换生活费。

厂里的总工程师和几个关键技术科室的头儿，也都人心浮动，有人想走，有人在偷偷接私活。”

“另外，”陈卫国压低声音，“本地确实比较‘干净’，没有发现大规模外国势力活动的迹象。

但有一个叫‘巴维尔兄弟会’的本地团伙，控制着城郊的货运站和一部分燃料供应，据说和州里一些官员有关系，能量不小。他们可能对突然出现的‘硬货’感兴趣。”

这时，小赵也从码头区带回了好消息：货船已安全抵达北顿涅茨河上游一处废弃的木材转运码头，位置隐蔽，且通过李远东提前打点的关系，暂时得到了当地一个小型渔业合作社的“关照”。船上物资完好。

“时机到了。”江辰下定决心，“我们不能直接去找厂长或总工，那样太突兀。先从边缘切入，用我们的‘电子硬通货’敲开一扇门。”

他选择的目标，是飞机制造厂附属的“职工文化宫”现任主任，一个叫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的人。

根据情报，此人是前任厂党委书记的女婿，人脉通达，爱好时髦电器，但目前手头拮据，时常抱怨连台像样的录像机都没有。

文化宫虽然破败，但仍是厂里信息交汇和非正式社交的场所之一。

江辰让陈卫国设法“偶遇”了斯捷潘主任，并以“香港来的电子产品经销商，因运输问题滞留本地，想处理掉一些随身样品换取当地特产”为由，邀请其到旅馆“看看货”。

当斯捷潘主任被引入地下室，看到那台17英寸“悦视”液晶电视播放着从香港带来的色彩艳丽的mtV录像带，以及旁边那台纤薄的“飞视”显示器（整套电脑）上清晰展示的复杂工程图纸（江辰特意准备的无关图纸）时，他的眼睛立刻直了，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

“这……这是……液晶电视？这么薄？还有这个显示器……上帝，比我们研究所里最好的显示器还要清晰！”斯捷潘抚摸着光滑的屏幕，如同抚摸情人肌肤。

“一点小样品。”江辰操着略带口音但流利的俄语，微笑道，“我们在香港主要做这个。

可惜这次过来，原本联系的合作伙伴出了点问题，这些样品带回去运费太高，不如在本地处理掉，换点有趣的……比如，贵厂一些有历史特色的‘纪念品’，或者，结交一些像您这样有品味的朋友。”

斯捷潘几乎是立刻就上钩了。

经过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江辰刻意让步），他以“友情价”用几件“家传的苏联时期工艺品”（实际价值不高）加上一笔信息费，换走了那台液晶电视和一台显示器。

更重要的是，他拍着胸脯保证，可以帮江辰引荐“真正识货又有门路的朋友”，包括厂里某些负责“处理废旧物资”的干部。

几天内，通过斯捷潘的穿针引线，又有两三批“样品”以类似的方式流入了切尔尼戈夫有限的精英圈子。

一台“江记”电脑甚至被送到了州工业局某副局长的书房。

这些超越时代认知的电子产品，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迅速激起了涟漪。它们不仅是奢侈的享受品，更是一种“身份”和“外部渠道”的象征。

很快，有意无意的试探开始出现。有人询问能否大宗采购；

有人暗示手头有“特别的存货”想交换；那位副局长甚至委婉地提出，能否通过江辰的渠道，帮他儿子办理去香港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