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的布鲁日主教是根据反改革运动中的其他高级神职人员来塑造的，但是与我们对这些年里真正的布鲁日主教有限的了解并不相悖。堂·布拉斯·德·维拉的原型是一位叫作恺撒·布朗卡斯（César Brancas）的渊博的犹太教神学家，他是阿维尼翁新城圣安德烈修道院的院长，大约在1597年因“犹太教信仰”被他的僧侣们驱逐。我故意让胡安修士的形象显得模糊不清，他身上有皮埃罗·蓬齐奥修士（Fra Pietro Ponzio）的影子，此人是康帕内拉年轻时的朋友和弟子。

几位银行家和商人的肖像：皈依再浸礼派信仰之前的西蒙·阿德里安森，利格尔一家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马丁·富格尔也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我将他嫁接到十六世纪时将欧洲控制在自己股掌之间的真实家族上，这些人物与隐蔽在当时历史之下的财政史上的真实人物十分接近。亨利-马克西米利安属于一群有文学修养而又爱冒险的贵族，他们具备浅显的人文主义的智慧，无需向法国读者列举这些人的名字，可惜的是他们这类人到了世纪末叶就差不多绝迹了。最后，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作者和历史学家们几乎只对宫廷生活或者市民生活感兴趣，他们留下的关于普通人生活的资料非常稀少，而科拉斯·吉尔、吉尔·隆博、约斯·卡塞尔以及那些跟他们同样地位卑微的人物，就是尽量根据这些资料来构想的。我们也尝试用类似的想法来塑造书中的几个女性人物，一般说来，除了几位著名的王室贵妇，女性形象不如男性形象那样清晰。

然而在本书中出现的次要人物，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按照原样取自史书或者方志：教廷大使德拉·卡萨、检察官勒·科克、龙德莱教授（他的确因让人当面解剖自己的儿子而在蒙彼利埃引起轩然大波）、医生约瑟夫·哈-柯恩，当然，在众多人物之中，还有海军元帅巴巴罗萨和江湖骗子鲁吉耶利。明斯特悲剧中的主角：贝尔纳德·罗特曼、扬·马蒂斯、汉斯·博克霍尔德、克尼佩多林等，都是从当时的历史记录中抽取出来的，尽管关于再浸礼派反叛的情形全部是由敌对方记述的，然而被围困的城市里发生的狂热和过激行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司空见惯，因此我们认为关于这场惨剧的大部分细节描写是可信的。裁缝阿德里安和他的妻子玛丽取自阿格里帕·多比涅的《悲歌集》；锡耶纳的意大利美人以及她们的法国爱慕者们见于布朗多姆和蒙吕克的作品。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到访亨利-鞠斯特府上一事，跟亨利-鞠斯特本人一样是虚构的，然而这位贵妇与银行家之间的交易却实有其事，同样，她对自己的鹦鹉“绿衣情人”的爱怜以及对拉奥达米夫人的依恋都是真实的，一位宫廷诗人曾作诗悲悼这只鹦鹉之死，布朗多姆的书中也提到过拉奥达米夫人；小说里描绘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肖像时，伴随的几句关于女性恋情的奇怪议论，也出自同一位作家书中的另外一页。女主人接驾时给孩子喂奶的细节，取自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的《回忆录》，她访问佛兰德斯时比书中晚了一代人。洛伦扎齐奥在土耳其设立大使馆为法国国王效力，1541年他途经里昂时随从中至少有一名“摩里斯科人”，以及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针对他的暗杀，都是当时的资料所提供的事实。鼠疫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常常爆发，几乎成为流行病，在巴塞尔和科隆发生的鼠疫也就不足为奇，然而之所以选择1549年这个年份，是出于小说叙事的需要，与莱茵河地区一次疫情的爆发无关。泽农在1551年10月提到塞尔维（1553年被判决并烧死）面临的危险，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将事件提前了，而是考虑到这位加泰罗尼亚医生长期以来一直冒着风险，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阵营，至少在将这位不幸的天才送上火刑堆这件事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小说中影射明斯特主教有一位情妇，这件事没有事实依据，但是十六世纪萨尔茨堡一位有名的主教，他的情妇与这个人的名字相近。本书中除了两三处例外，虚构人物的名字全部取自历史档案和家谱，有时甚至取自作者本人的家谱。某些著名的人名，比如阿尔巴公爵的名字，是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拼写法来写的。

由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搜集起来控告泽农的罪状，以及与这场诉讼相关的法律上的细节，我们借用的是十六世纪后半叶和十七世纪初的五六桩著名或无名的案件，加以适当的改动，尤其是康帕内拉最早的几场诉讼，其中既有属于世俗问题的指控，也有渎神和异端的罪名。泽农的案子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由于检察官勒·科克与布鲁日主教之间潜在的冲突，这个案子变得旷日持久和错综复杂；考虑到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佛兰德斯的城市对新设置的主教拥有的行政特权极为反感，他们之间的冲突虽然是虚构的，然而合情合理。神学家希罗尼姆斯·凡·帕尔梅特嘲讽地提出要将泽农送去探索无限世界，实际上，这是德国反改革运动的领头人加斯珀·肖普（Gaspar Schopp）在执行乔达诺·布鲁诺的死刑时所说的话；同样，还是这位肖普，开玩笑地提议让囚犯（这一次指的是康帕内拉）乘坐自己发明的飞行轰炸机去跟异端作战。最后几章中提到的布鲁日特有的刑罚，比如泽农向康帕努斯议事司铎描述的酷刑就发生在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