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能有她会从上面掉下来的念头，因为那样她就真的会掉下来，肯定的。

“最好的替代方式是想她绝对不会掉下来，要不停地想，只想这个，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但那样做很困难，我从来坚持不了足够长的时间。坏东西不知从哪儿，总能一点点钻进来，那个坏的、不能有的想法必须用大炮和怪物联队消灭，为此，我虚构出整支的军队，还有大到不可能存在的武器，但那坏东西还是能找到漏洞钻进我的脑子里。

“第二好的替代形式就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把糖果的包装纸刮平，不停地弄，用手指甲。我试着不那么关注妈妈，但是却做不到，除非我彻底切断自己和她的联系，切断所有的情感，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就好像世界上除了我的手指甲和米什卡包装纸外再没有其他东西。

“我六岁的时候，她掉下来了，就在我生日之后的那天。我听到一声闷响，那是有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啪’的一声闷响，就像是个口袋。她突然躺在我面前的地面上，一条腿拧在一旁，就好像那条腿不是她的，就像是有人把那条腿推到了她身边。这是她的魔术之一。她的头插在两个床垫中间，就像是想逃走，钻进去，消失……

“我当然什么都没懂，那是马戏表演，而我能做的只有大笑。我笑了。我深陷在第二好的那个替代形式里，跟妈妈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你明白吗，艾德？”

克鲁索把精心折叠好的那张写着特拉克尔诗的纸插进裤兜，仿佛那是一张用了很久才抚平的巧克力包装纸一样，而他就像依然深陷在那个第二好的替代形式里，久久地盯着窗户。

“几个军官飞奔过去，朝她弯下腰。后来有一个人要我站起来。站起来，小伙子，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我的手是湿的，怀里有一摊黏黏的液体，是融化了的冰激凌。那天是1967年6月3日。我六岁。六岁零一天。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苏联军队的死者开始用飞机运回国。我母亲是留在这里的最后一批死者之一。我确信她并不喜欢这样，因为她一直都想回家。她躺在敞着盖儿的棺材里，被人抬着在城里转，先顺着中央大街向上，然后又向下到铁城门那里，途中从我家门口经过两次，然后被抬到了为在战争中牺牲的情报人员修建的纪念碑那里。走在棺材前面的一名下士托着妈妈的特殊贡献勋章，勋章放在一个小小的软垫上。那个下士迈着正步，踢得很迈力，鞋跟在大街上发出响亮的声音，除了这个声音外就是一片寂静。我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不能够上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见了穿着红色盛装的她。成年人穿红色下葬，小孩儿穿白色，姐姐给我这样解释，她一直站在我旁边。

“在公墓门口，他们亲吻了妈妈，到墓前又亲吻了一次，这是惯例。在墓前大家行了军礼，就像是对待一位大官，那肯定是违反规定的。从公墓的门口开始，一个小乐队就开始演奏《忠诚的同志》，但没有人唱歌。我父亲下令鸣枪致意，枪声不断，因为大家都爱她。我也爱她，但却不能够亲吻她。我想就算亲了也不会有人怪罪我，除了我自己，我会感到不好意思。我试着不要笑，而是哭，但是做不到，我陷在那个第二好的替代形式里怎么也出不来。我姐姐在墓前表演了小魔术，都是她从妈妈那儿学到的，她一点都没有发抖。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姐姐是自己要依靠的那个人，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倒不是说我知道接下来的人生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得到，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实际上我们根本想不出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了妈妈。

“事情的后果接踵而至。将军之前恐怕树敌太多。听说有人发现那个钢丝杂技演员的表演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许可，从来没有，在哪儿都没有过，此外，这种马戏表演还会败坏道德和士兵的战斗意愿。结束了，我父亲被调回俄罗斯，但是因为部队需要他，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他很快就又回来了，非常奇怪。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在哪儿，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但是这也无所谓，艾德，完全无所谓。我如今想起妈妈，总是看见那张有三只熊的画。它们在一根树桩上玩，其中一只已经爬上去了，那是只勇敢的熊，我想成为那样的熊，它下面是那只胆小的，不敢往前走，第三只在最下面，它站在一旁，什么也没做，只是对着森林深处出神。画的前方是熊妈妈，大张着嘴，像只狼一样在吼叫。我一直在琢磨它为什么要这样吼叫。”

[1] 卡洛·埃米利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1893—1973），意大利作家。

[2] 即位于波茨坦（Potsdam）的苏联克格勃秘密监狱。

[3] 奥斯卡王子（Oskar Karl Gustav Adolf，1888—1958），普鲁士王子，属霍亨索伦王室。

[4] 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时期第二任总统。奥鹏家族为德国贵族，有多位成员曾在波茨坦生活，此处从时间上看应该是指曾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少尉格奥尔格–西吉斯蒙德·冯·奥鹏（Georg-Sigismund von Oppen，1923—2008）之父。

[5] 即库页岛。

[6] 鄂木斯克州（Omsk）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