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路76号），记下墙上挂的鹿头，菜单也挂在墙上，等等——所有的动作都很机械。我看着咖啡馆、吧台和外面的那些人，因为我知道这些也要记录下来。我觉得要把笔放下很困难，手腕已经僵硬，但我还在写，手指抽筋了，但我还在写，我在纸上画下一行又一行的字，画下整个哥本哈根，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想。

在“角落”的里间屋有个小理发馆，显然是这个咖啡馆招揽生意的办法。一扇玻璃门上贴着一把剪刀的超大剪影画，透过这扇门，可以看到在里面干活的女理发师。女理发师下班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吃三明治（一只手拿着三明治，另一只手握着圆珠笔）。她已经穿好了大衣，手里提着塑料垃圾袋。她跪下来（看上去很优雅），想用带子扎紧垃圾袋，但是扎不紧。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个也记下来。她从我桌边走过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袋子里全是头发——鼓鼓囊囊的都是头发。

在大门口，我就已经赶上了女理发师，但是我已经忍不到某个角落里，或者至少往旁边再走一米。确切地说，我直接吐在了她的脚跟前。一位年轻的女理发师，已经下班，穿得很漂亮（肯定是跟人约好了要去吃饭、看电影，听音乐会或者做其他什么），而我从她身后扑过来，在她的脚跟前呕吐，对着她对着我，对着她那个装满头发的垃圾袋，对着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堆乱糟糟，沾满污渍的东西，这一堆带着斑点，揉成团，结成块的人类的垃圾。她发出一声丹麦式的尖叫，一种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哎”，然后冲着咖啡馆里喊了些什么。我一边呕吐一边怒吼。我在心里冲着她怒吼，同时也冲着大街怒吼，冲着哥本哈根的夜怒吼：你为什么要把这堆尸体拿到我桌子跟前来？我拿这些尸体要怎么办？怎么办？

几个月后，我开始写这份报告之前，在梦中看见了那些死者。他们站在路边，身形残破，难以描述（解剖报告就像是看图说话，梅德森曾经这样说），他们在问自己的姓名。我叫船用螺旋桨吗？我叫橡皮娃娃吗？还是说我叫瓦尔特？或者莫妮卡？在梦中，就像是必须马上给出答案一样，就好像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而这是他们从这条路上退回去之前的最后一个机会，没有疑问，没有痕迹，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但是我离开了，没有再回到档案馆去。从我的报告里也能看出，我是多么不适合做这一切，多么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报告里全是细枝末节的内容，还有各种感觉和想法，取代了本应该有的数据。

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踏进了他们的地盘，亡者的领地，碰巧是我，可能是因为这个。写作是自卫，是盾牌和隐身帽，没有这个笔记本的话，那我就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