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明显的赝品被人耻笑。

最后，我必须依赖科学界领军人物的判断和立场。一方面，他们思想上足够独立，会认真考虑我的资料，考虑其令人信服的价值，或是借鉴某些原始而又令人费解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来阻止这个通常喜欢探索的世界，避免在那片疯狂的山脉地区进行任何鲁莽而又野心勃勃的项目。可惜，像我和我的同事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人，只属于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几乎不可能在疯狂怪诞或备受争议的事件中发挥作用。

对我们更不利的是，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们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地质学家，我带领米斯卡塔尼克大学114探险队的目标，只是借助米斯卡塔尼克大学工程系弗兰克·H.帕博迪教授设计的性能优良的钻头，在南极大陆不同的地点获取深层的岩石和土壤样本。除了这个领域，我从没想过成为任何其他领域的先驱者，但我确实希望，沿着前人探索过的线路，通过在不同地点运用新型设备，发现少量过去用普通方法采集不到的东西。从我们的报告中，公众已经了解，帕博迪的钻探设备在轻巧、便携和性能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将普通的喷水钻原理和小巧的圆形凿岩钻原理结合起来，从而能快速应对硬度不同的岩层。钢制钻头、连接杆、汽油发动机、可拆卸的木质钻塔、爆破装备、缆绳、清除垃圾用的螺旋钻（为钻头准备的5英寸拼接管全部接起来长达1000英尺），还有必备的配件。全部设备只需三辆七只犬拉的雪橇便可运送，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金属件都是由轻巧的铝合金制成的。四架大型的多尼尔飞机是专为在南极高原上高海拔飞行设计的，还配有帕博迪设计的附加燃料加温和快速启动设备，可以将我们整个探险队从大冰堡边缘的基地运送到南极内陆各考察点，这些地点都配备了足够的雪橇犬供我们使用。

我们原打算在一个南极季节里（如绝对必要，或许更长的时间里）考察更广的地区，主要是在山区和罗斯海南部的高原地区进行勘探，也就是沙克尔顿115、阿蒙森116、斯科特117和伯德118等人不同程度地考察过的地区。我们用飞机来不断改换营地，营地间的距离大到足以具有地质意义，我们希望在南极发掘出数量空前的标本——尤其是在前寒武纪的岩层中，以前只获得了为数不多的标本。我们也希望获得尽可能多样化、含有化石的上层岩石，因为了解这片充满冰封和死亡的荒凉区域的进化史，对于我们了解地球的过去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南极大陆曾经气候温和，甚至炎热，处处生机盎然，物种多样，但只有地衣、海洋动物、蜘蛛纲动物和北部的企鹅幸存了下来。我们希望从多样性、准确性和细致性上拓展这一信息。一旦依靠简单的钻探，就能找到化石，我们就会通过爆破来扩大钻孔，从而获取大小适中和状况良好的标本。

我们会根据上层土壤或岩石的情况，进行不同深度的钻探，因此，我们的钻探只能限于裸露或几乎裸露的陆地表层，钻探区域只能是斜坡和山脊，因为海拔较低的区域上覆盖的坚硬冰层厚达1、2英里。虽然帕博迪已经想出一种方案，将铜电极放在厚厚的钻头簇里，用汽油发电机产生的电流来融化有限区域的冰层，但我们不能徒劳地钻探厚厚的冰层。即将启程赴南极探险的斯塔克韦瑟—摩尔探险队提议采纳的正是这个方案（我们在试验室曾尝试过，但最后没有采用），而全然不顾我们从南极回来后我提出的警告。

公众是通过我们接连发给《阿卡姆119广告人》和美联社的无线电报，以及我和帕博迪后来写的文章，了解米斯卡塔尼克探险队的。我们这支探险队共有米斯卡塔尼克大学的四位教师组成——帕博迪、生物系的莱克、物理系的阿特伍德（也是气象学家）和我（代表地质学，兼名义上的队长），此外，还有16名助手：其中12人是米斯卡塔尼克大学的研究生，9人是训练有素的机械师。这16名助手都是合格的飞行员，除2人外，其余人都是称职的无线电报员。其中有8个人，像我、帕博迪和阿特伍德一样，看得懂航海用的罗盘和六分仪。当然，还要补充一下，我们的两艘船都配足了人手，这两艘过去当作捕鲸船用的木船，为了适应南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加固，并装配了辅助蒸汽系统。纳撒尼尔·德比·皮克曼基金会为这次探险专门提供了一笔资金，因此，尽管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是特别充分的。在波士顿，雪橇犬、雪橇、各种机器、宿营物品和五架飞机尚未装备的部件都交到我们的手里，我们的船也在这里装载完毕。为了明确的目标，我们已经装备得妥妥当当，而且在供给、饮食、运输、营地建造等方面，我们也都效仿许多近期非常出色的前辈，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也正是这些前辈数量之多、名声之大，才使得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这次的探险（尽管准备充分）。

正如报纸报道，1930年9月2日，我们从波士顿港起航，悠闲地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穿过巴拿马运河，沿途停靠萨摩亚和塔斯马尼亚州的霍巴特，在霍巴特进行最后的补给。我们探险队中没有人之前去过极地区域，因此，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两位船长（J.B.道格拉斯和格奥尔格·索尔芬森）身上。道格拉斯是“阿卡姆”号的船长兼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