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没在世界上。等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还活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想这些。我希望湖永远都是这样的湖，永远有浮标标记的安全游泳区，还有防浪堤和图柏镇的灯火。

爸爸在沃克兄弟公司当推销员。这家公司的业务几乎都在乡下，在偏僻的农村。阳光、波尔桥、转弯口，这些地方都是沃克公司的业务范围。我们以前住的邓甘嫩不包括在其中，因为它离城市太近了。这一点让妈妈感觉分外地庆幸。他推销咳嗽药，铁剂，鸡眼药，轻泻剂，女人治内分泌紊乱的药物，漱口水，香波，擦剂，药膏，做清凉饮料的浓缩柠檬、橘子和木莓汁，香草香精，食物着色剂，红茶，绿茶，姜汁，丁香，还有其他香料和老鼠药。他有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什么膏什么油我都有，

从鸡眼到疖子什么都能治。

妈妈的看法是，这首歌一点意思也没有。小贩的小曲儿。爸爸就是个小贩，一个敲人后院厨房门的小贩。去年冬天之前，我们有自己的营生，一座狐狸养殖场。爸爸养银狐，然后把银狐皮卖掉做斗篷、手笼和外套。价格降了，爸爸还是希望第二年的价格好起来，然后又跌了。他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后，再也不可能撑下去了。我们欠了饲料公司一屁股债。我听到妈妈好几回对奥利芬特太太抱怨。奥利芬特太太是妈妈唯一还能说说话的邻居。在这个世界上，奥利芬特太太也是个走跌的人。作为一个老师，她嫁给了一个看门人。我妈妈说，我们把一切都投进去了，但什么也没有换回来。那些日子，很多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话，不过，我妈妈没时间关心全国的痛苦，只关心我们的。命运把我们扔进了贫民的街道。我们以前也是穷人，但这不是一回事，贫穷和贫穷也并不一样。承受这一切，她觉得，只能保持尊严，心怀酸楚，却绝不妥协。没有脚爪托起的浴缸，没有冲水马桶，反正这样的浴室也并不能给她什么安慰。水龙头里没有水，人行道不路过家门口，没有瓶装牛奶，甚至，没有两家电影院，没有维纳斯餐馆，没有伍尔沃斯连锁店（舒适的店堂里，鸟儿在风扇习习吹过的角落里歌唱；绿色的水箱里，指甲大小的鱼儿如同月光一般明亮），她都不在乎。

下午的时候，妈妈经常步行到西蒙家的杂货店。她带我一起去帮她提东西。她穿上精致的外衣，海军蓝的，上面有透明的，纤小的花朵，里面穿的是她海军蓝的衬裙，还要戴一顶白色的草帽，帽子往脑袋一边压下来。我穿上刚铺了报纸在后门台阶上漂白的白色鞋子，把我的头发做成湿湿的长卷儿（因为头发要是干了，就会很快蓬松开来），用一根硬邦邦的大发带系在我的脑袋上。晚饭后和爸爸出门，就和这副打扮完全不同了。还没走过两幢房子，我就感觉，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连马路边粉笔写的粗话都在嘲笑我们。妈妈似乎没注意，她走路的姿势像正在逛商店的淑女。她像个淑女一样去购物，路过她身边的是衣裙宽松，不系腰带，胳膊下面都撕开了口子的家庭妇女。我也是她精心打扮过的，那倒霉的鬈发，招摇的发带，洗得干干净净的护膝和白袜子，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她当众叫我，我甚至会痛恨自己的名字。她的声音那么响亮，清脆，骄傲，故意装出和街上的其他妈妈都不一样的腔调。

妈妈有时会带回家一块冰砖，算是给我们的特别优待。简单的三色冰激凌。家里没有冰箱，我们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我们就在永远被隔壁家的房子挡住光线的餐厅里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后，希望等弟弟的盘子空了，我的盘子里还有剩下的。然后妈妈就会试图模仿我们当初住在邓甘嫩时的对话，回到弟弟刚出生的时候。那是我们最早，最为舒适的日子。那时候，她会给我一点茶喝，杯子里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里的差不多。我们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面对水泵，丁香树，以及远处的狐狸围栏。她没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时候。“你记得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让少校拉你跑吗？”少校是我们家的狗，我们搬家的时候，留给邻居养了。“你还记得放在厨房窗户外头的沙盒子吗？”我装作记不清楚了，小心不让自己掉进感伤这类多余的情绪里去。

妈妈有头疼病，经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狭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闭阳台笼罩在沉重的层层树枝之下。“我看着这些树，会觉得自己在家里。”她这么说。

“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开车到乡下兜兜风。”爸爸说。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门，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路线。

妈妈可不喜欢这么开车到乡下兜风。

“能带我去吗？”

“你妈妈也许想要你在家试衣服。”

“我今天下午不可能做衣服了。”妈妈说。

“那我带她去吧。我带他们两个去，你休息一下。”

我们怎么了，怎么把我们带走算是让她休息？不过没关系。我高兴地找到弟弟，让他先去上厕所，然后带他上车。我们都没戴护膝，头发也没打卷。爸爸从屋子里拎出两只沉甸甸的灰色行李箱，里面装的全都是瓶瓶罐罐。他把行李箱搁在后座上。他穿着白色衬衫，在阳光下鲜亮夺目，系了领带，裤子是轻便的，是他夏天穿的一套西装的裤子。他还有一套葬礼穿的黑色西服，伯父去世后留给他的。他戴了一顶淡黄色的草帽，一身销售员的装束，衬衫口袋里还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