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用来工作挺合适。他把工作带回家，为此还特意清出一块地方给他工作。为了尽可能地配合他的需要，房子的布局要重新安排。谁都能看出来他的工作存在。没人指望他接电话，也不会指望他能找到找不到的东西，或者孩子哭了他能起来看看，更不会盼着他去喂猫。他完全可以关上房门。我说，想想吧，要是一个妈妈关上了房门，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她就在门后头。为什么孩子们都会觉得这样对待他们太粗暴？一个女人，坐着那里，看着空气，看着一片乡村的田野，但她的丈夫并不在这片田野中，她的孩子也不在，人们就会觉得这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所以，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男人不一样。她不是走进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个人。她自己就是这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真话。不过通常情况下，每每争论的时候，我都会担心自己不应该这样说，把话说得太过断然，太过情感用事。某些时候，也许是漫长的春天的夜晚，天上下着小雨，氛围忧伤，花丛里只有索然无味的球茎。想去海上漂流，光线又太暗了。我推开窗户，感觉到房子仿佛怕得缩回了树林之中，灰泥，以及其他简陋的建筑材料，包括这屋子里的生命，都已经退去，将我一个人留下来，暴露在外，两手空空，却感到一种强烈的，无拘无束的颤动，自由且孤独的颤抖。艰难，不过对我来说，正好是完美的时机来承受。于是我知道了，我的一生是如何受到保护，如何被保护所牵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之中，我是如何被温暖所限制的。）

“去看看吧，要是你能找到一间不算贵的话。”我丈夫只说了这么一句。他和我不一样，他并不真的需要解释。别人的心，都像一本合上的书。这是他常说的话，并不觉得遗憾的样子。

即使这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这事儿能办成。也许在心的深处，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愿望，并不应该被满足。要是我要的是一件貂皮外套，一条钻石项链，就容易得多了。这些都是女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孩子们听说了我的计划之后，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和漠不关心。不过，我去了购物中心，那儿离我家有两个街区远。我注意到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不过没有想过适合不适合我。其中一座楼上有两个窗口挂了几块出租的牌子，是一家药店和一家美发沙龙。当我走上台阶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现实的感觉。当然了，租用办公室算是一项复杂交易，并没这么简单：不只是要在空荡荡的房门上敲两下，等人家答应。租办公室必须要办理很多手续。而且，还要很多钱。

结果是，我连门都没敲。一个女人拖了一台真空吸尘器从一间空办公室里出来，用脚把吸尘器往前踢，走向了走廊另一头一扇敞开的门。这扇门显然通往位于建筑后部的一座公寓。她和她的丈夫住在这套公寓里，他们姓麦利。实际上，这座楼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要出租办公室。她对我说她刚刚吸尘的房间，适合当牙医的办公室，我不会感兴趣的。不过，她可以带我看看另一间办公室。她去放吸尘器，拿钥匙，叫我在她的公寓里等她。她的丈夫，她叹了一口气，说，他不在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叹气。

麦利太太一头黑发，是个精致的女人。她的模样应该是四十出头，尽管不修边幅，却依然散发出隐隐约约的动人魅力。鲜亮的口红画的那道纤细的唇线，透露出女性化的专断气息。粉红色的羽毛拖鞋里，是一双柔软的，胖胖的脚。她有一种摇摆不定的被动，疲惫，无语的忧虑气质，透露出来的，是对某个男人的密切关注，而这个男人，时而精力充沛有魄力，时而任性顽固，丝毫也不独立。我一眼便看了出来，立刻便决定，这种看法一点也不能说出来。不过，我估计她肯定没孩子，生活的压力，或者不管是什么压力，让她没法要孩子。这一点我没有猜错。

我在房间里等她。这个房间明显同时做起居室和办公室。我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是模型船。大型横帆船，快速帆船，玛丽皇后号，一个个模型搁在桌子上、窗台上，以及电视机上。没有放船的地方，则摆了盆栽植物，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有时被视为“男性化”象征的装饰品—陶瓷鹿头、铜马、硕大的烟灰缸，都是用各种沉甸甸的、有纹路的、闪闪发亮的材料做的。墙上的相框里放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和荣誉证书之类的东西。有一张照片是狮子狗和牛头犬，一个穿男装，一个穿女装，一副对这种友爱姿态感觉很无聊的尴尬，底下写的是“老朋友”的字样。但不过实际上，在这个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肖像照，这张照片搁在镀金的相框里，有自己的灯光。这是张英俊的中年男人照片，他一头金发，坐在一张书桌后头，穿了一套西装，看起来相当的成功，健康，并且和蔼可亲。也许又是后知之明，我突然觉得，这张照片上的男人也有明显的不安，有这个男人对自己扮演这种角色的不信任，仿佛他不得不充分地，坚持不懈地展现他的形象，而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展现通向的也许是灾难。

不用管麦利家的人了。总之，我一看见办公室，就想要它。它比我真正需要的空间更宽敞。它被分隔出来的格局，非常适合当医生办公室。（我们本来有个按摩医师，不过他走了。麦利太太以一种抱歉，却不透露任何信息的方式说。）这间办公室是冷色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