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车子的最大马力是多少。反正力量很大，我俩猛地摔在座位上。我还好，因为我被捆在椅子上，可爸爸就惨了。他被扔向座椅靠背，他背上的鼻涕虫毫无防备，被挤开了花。

爸爸自己则陷入了可怕的痉挛。这种情景我以前见过三次，每一块肌肉都在抽搐。他又向前倒在方向盘上，脸被撞得变了形，手指也扭歪了。

空中轿车急剧下降。

我坐在那儿——如果你把被皮带固定在座位上称为“坐”的话——看着轿车俯冲。要是爸爸的身体没把控制台彻底撞坏，兴许我还能做点什么。比如说，用我束缚着的双脚让轿车重新向上飞。我还真的试过，根本不行。控制台很可能被压碎了。

高度仪咔哒咔哒响个不停，等我腾出空来看一眼时，发现我们已经降到一万一下英尺了。然后是九千、七干、六千——接着进入最低飞行高度。

降到一千五百英尺时，和高度仪连在一起的雷达连锁装置接通了，制动火箭开始一阵阵喷射。每喷射一次，我身上的皮带便猛勒我的胃，最后我吐了。我还以为我得救了，车子会由俯冲改为平飞——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爸爸的身体死死卡在方向盘上。

直到飞机坠地，我还以为我们总算逃过了这一劫。

我苏醒过来时觉得四周轻轻晃来晃去，晃得我恼怒不已，我想让这种晃动停下来。我努力睁开一只眼，另一只怎么也睁不开，目光迟钝地寻找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晃动，惹得我不痛快。

我头上是车的地板，但我盯了好半天才分辨出来。等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才多少意识到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起了俯冲和坠地，这才意识到我们一定是落在水里了，而没有坠落在地面上。这里应该是墨西哥湾。但不管在哪里，我都不在乎。

心中突然一沉，我悲痛地想起了父亲。

我座位上的皮带断了，在我身上摆动着，已经不起束缚作用了。我的手脚仍被绑着，一只胳膊像是骨折了，一只眼睛被撞得睁不开，疼得我连呼吸都十分困难。我不再察看身上的伤。

爸爸没有像先前那样卡在方向盘上，不知他在哪儿。我忍着痛，吃力地转过头，用那只没受伤的眼睛察看车里情况。他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俩的头相距三英尺左右。他浑身冰冷，血淋淋的。我肯定他死了。我觉得我花了半个小时才爬过那短短的三英尺。

我和他脸对脸躺着，面颊几乎贴在一起。在我看来，他已经没有任何生气，从他扭曲着躺在那儿的奇怪姿态来看，他不可能还活着。

“爸爸，”我沙哑地喊道，然后尖叫一声，“爸爸！”

他的眼皮在动。但是没能睁开。“你好吗，孩子。”他轻声说，“谢谢你，儿子，谢谢——”他没声音了。

我想把他摇醒，但是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呼喊。“爸爸，醒醒——你没事吧？”

他又开始说话，好像每个字都是极其费力地吐出来似的。“你母亲——让我告诉你……她——为你感到骄傲。”他的声音越来越弱。呼吸越来越弱，发出不祥的嘶啦啦的声音。

“爸爸，”我呜咽着。“你不能死！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他睁大双眼，“你行的，孩子。”说完顿了顿，积攒了力气之后又费力地说，“我受伤了，孩子，”他再次合上了双眼。

他还活着，但不管我怎么叫喊也没法让他醒过来。我只能紧紧贴着他的脸，任凭泪水与尘土、血水交织在一起。

第三十五章

彻底消灭泰坦星人的时候到了！

每一名要去的人都会写这样一份报告，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也许不会回来了。如果回不来，这就是我们又留给自由人类的精神财富。在报告中写下我们了解的清况，记下泰坦星人的行动方式，以及必须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凯利说得对，损坏的东西再也无法修复成原来的模样。尽管解脱方案大获全胜，但决不能肯定鼻涕虫已经被消灭殆尽了。就在上星期，有报道说在育空河附近射杀了一只熊，它的后背高高隆起。

人类不得不永远保持警惕。特别是在今后的二十五年里，因为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回来，来的却是飞碟。我们不清楚这群泰坦星魔鬼为什么以土星的“年”（即二十九个地球年）为周期活动。也许原因很简单：人类的许多周期和地球年相吻合，泰泰坦人也一样。我们希望它们只在一“年”里的一段时间活跃，其他时间则处于休眠状态。这样一来，我们这次“复仇行动”就轻而易举了。当然，我们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上面。我本人作为一名“外星人应用心理学家”奔赴太空，但我同时也是一名战士，同去的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从牧师到厨师，人人皆兵。我们要向鼻涕虫表明，它们犯下了一个弥天大错，胆敢招惹宇宙中最坚强、最凶狠、最致命、最不屈不挠也是最有能力的生物。这种生物只可能被杀死，绝不可能被征服。

（我还有一个私人愿望，要是能想办法把那些在雌雄同体的小精灵救活该多好啊！和鼻涕虫的战斗结束时，我们没能拯救在堪萨斯城附近发现的飞碟里的小精灵，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我想我们能够同这些小精灵相处融洽。他们很可能是泰坦星上真正的本地人，不用说，他们和鼻涕虫毫无关系。）

不管我们成功与否，人类一定要将奋战赢得的勇猛名声发扬光大。如果说鼻涕虫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保卫自由只有一种办法：随时随地为它战斗，不顾一切地战斗。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