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许多旅，每旅总共只有15—20辆坦克。

　　该集团军司令员终究摆脱了这种困境。应对他作出应有的评价：虽然起初他有些头脑发热，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敌人，但后来，他却既表现出了冷静的计算，又表现出了难得的沉着，从而终于挫败了德寇极其危险的阴谋。

　　在两三天里，情况如此复杂，以致既引起了我们的不安，甚至还引起了大本营的不安。

　　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向坦克第3集团军后方前出的那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我，表达了他的担忧：“你们坦克第3集团军那里出了什么事?它在你们那里的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雷巴尔科集团军正在劳班地域进行十分激烈的战斗，然而我认为，该集团军没有发生任何特殊情况，它是在复杂条件下作战，而这对坦克部队来说，是一种正常的事情。

　　我是在距劳班不远的第52集团军指挥所里接到斯大林打来的电话的。我向最高统帅保证，如果情况变得复杂，我们将就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直到22日，当企图合围我坦克兵的敌军集团被粉碎，并被击退到南面去之后，危机才算过去。但是，就在第二天，在这里，在格尔利茨和劳班方向上，我军部队和德国法西斯军队之间，还在继续进行遭遇战。遭遇战斗过程中，敌我互有胜负。某些居民地、高地和地域多次易手。

　　经过所有激烈的战斗，虽然双方态势没发生重大变化，但在那些日子里，这儿是方面军最活跃的一个地段。

　　下面，我们将作出几点结论。

　　下西里西亚战役是从1945年2月8—24日进行的，历时17昼夜。战役远非一切都是按最初设想的那样进行的。遭到重大失败的敌人，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奥得河地区设防固守，整顿了被击溃的部队，调来了预备队，组织了指挥机构。

　　我们绝不应当轻视希特勒统帅部在其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组织能力。不过，还必须指出另外一点：大量的俘虏口供证明，整顿这种秩序的手段是极其残酷无情的，是纯粹法两斯式的。

　　但是，第三帝国的垮台确定不移地临近了。尽管法西斯匪徒全力抵抗，我军也疲惫不堪，尽管我交通线拉得太长，尽管在整个战役期间只有4个飞行口、步兵几乎完全依靠炮兵支援，加之炮兵还缺少弹药，方面军右翼部队仍然突破了敌奥得河防御，克服了博伯尔河、奎斯河一带的中间防御地区，并前出至尼斯河。

　　向尼斯河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阵地一线的前出，正是二月进攻的主要结果，它具有重大的战略战役意义：两个最大方面军的部队占领了在柏林方向上实施突击的最有利的地区。与此同时，我方面军南翼已给敌上西里西亚集团造成威胁，而且我们已就如何将其围歼的问题进行了筹划。

　　在叙述下西里西亚战役过程时，我曾指出，经过一系列战斗，我们不得不放弃向柏林进攻的深远企图，而满足于十分有限的成果。

　　但是，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下一次突进的距离(从奥得河至尼斯河)与从维斯瓦河至奥得河的迅猛突进的距离相比，似乎要小得多。

　　然而，在这方面至少不能忘记两点：第一，第二次突进是在连一天喘息时间也没有的情况下，仍然由那些刚刚从维斯瓦河开进到奥得河的部队来实施的；第二，在17天的下西里西亚战役中，这些部队虽然疲惫不堪、体力殆尽，但仍然又向柏林挺进了100—150公里。

　　有这样一种意见(我知道这一点)：或许，本来就不应当实施下西里西亚战役，若在奥得河停止前进，积蓄兵力，尔后突破德国人的防御，一举克服从乌克兰第1方面军到柏林的距离，大概更为合适。

　　我在考虑这种意见时也要提出一个问题：倘若我们不预先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超人的毅力，从奥得河推进到尼斯河，那么，卫国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即柏林战役又会怎样呢?那样，我们进行这次战役将会十分困难，最终会大大推迟尔后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的日期。

　　还有这样一种意见：早在2月就应该开始直接进攻柏林。但是，下西里西亚战役的经验教训完全驳倒了这种肤浅的意见。

　　在回忆这次艰苦的战役时，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对于我们的指战员，我内心始终充满了无限感激、十分敬佩之情。他们虽然在维斯瓦河向奥得河的进攻中竭尽了全力，但仍旧于次日以同样的大无畏精神投入了新的激烈的17天战斗，战斗将他们带到了法西斯柏林的接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