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和朱司夫被召到大本营，而指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К·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是晚些时候，即4月6日来到大本营的。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于北部滨海方向参加了粉碎柏林集团的战斗，从而对夺取柏林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柏林战役计划涉及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行动的部分是晚几天批准的，当时我和朱可夫已经不在大本营了。

　　……大本营训令宣布后的第二天早上我飞离了莫斯科。会后剩下的一天一夜，都用于完成一系列有关当前进攻，首先是涉及航空兵、坦克、弹药、燃料及其他许多急待解决的事情。此外，我还忙于与31和第28集团军即将调向我们方面军有关的一些问题。不论是调动的规模本身，还是部队转移的遥远距离，都要求注意这些问题。

　　朱可夫元帅和我，两人都急忙从莫斯科中央机场飞往前线，先后起飞间隔只有两分钟。现在，我们两人面临的任务是，各自在自己的方面军实施大本营训令批准的那一部分的柏林战役。

　　天气不利于飞行。四月的浓雾低低地笼罩大地，没有任何能见度。

　　整个航程都是盲目飞行。日没时分，当看来已经没有希望在天黑前到达时，飞行员还是驾驶飞机冲出云雾，降落在布雷斯劳地域方面军指挥所附近。

　　当你面前摆着一项极为重要的艰难任务时，当你着手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时，自然，非常重要的是首先冷静地判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困难。

　　我回到方面军后也在考虑这一问题。我考虑这一问题的方法，想必同所有其他人——每个在各自岗位上的人一样。方面军司令部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柏林战役的目的在于，消灭在柏林战略方向上作战的德军集团。苏军面临的任务是，粉碎“维斯瓦”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尔后攻占柏林，前出至易北河同盟军会师。

　　按照我们的看法，完成这些任务就能使德国无法再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因此，战役的最后结果关系到胜利结束欧洲的战争。

　　在准备实施这次最大的战略性战役时，应当考虑到许多特点，首先是敌人的可能抵抗力。为了对付苏军，希特勒统帅部集中了重兵来防御帝国首都及其接近地，在奥得河地区，施普雷河地区，柏林的所有接近地——东面、东南、南面和北面，都构筑了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并配有完整的工事和各种障碍物配系。

　　而且，柏林四周的地形特点，造成了不少的补充障碍——森林，沼泽，大量的河流，湖泊和沟渠。

　　也不可不考虑到这种情况，即希特勒统帅部和德国法西斯政府在顽固推行分裂反希特勒同盟的政策，而最近则直接寻求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希望在这之后将其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来对付我们。

　　现在历史已告诉我们，希特勒及其同伙要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的企图未能得逞。我们在那个时候，即战争时期，也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盟国会同德国法西斯统帅部进行任何勾结。但是，在当时事实充分，传闻盛行的环境中，我们也无权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这种情况使柏林战役具有特殊的尖锐性。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注意到，法西斯头目们由于最终必然要尝尽军事失败的苦痛，宁愿将柏林交给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他们开辟道路，也要同我们进行激烈的战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士兵。

　　在计划当前战役时，我们清醒地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附带说一说，后来我们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例如，德军芬克将军第12集团军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该集团军干脆从对付盟军的西部战场的正面地段撤了下来，转向对付我们，以图解除柏林之围。

　　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审判招供时，对此供认不讳。他说，从1944年起，希特勒统帅部就着手拖延战争，因为统帅部认为事件最终会有利于他们。统帅部指望在几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军事同盟内部迟早会产生磨擦和分歧的不测情势。而利用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那时候，即1945年4月初，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尚未摊牌。但是，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法西斯分子要竭尽全力使苏军在柏林城下滞留的时间尽量久一些。

　　希特勒分子的政治打算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纯军事观点和希望上的。希特勒统帅部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强柏林的接近地，并且认为，我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通过所有兼有天然障碍物和严密防御的强大屏障。

　　柏林接近地的确难以通行。譬如说塞洛高地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难通行的地区，即使不去考虑德国军事工程师们在那里设置的一切障碍。柏林本身也是一座最大的花费大量资金建起来的城市。实际上，那里几乎每幢房屋都是现成的支撑点，砖石砌成的墙壁有一米至一米半厚。总之，防守柏林的法西斯德军还想使人们相信，他们将象我们把其阻止在莫斯科城下那样，把我们阻止在柏林城下。戈培尔之流的宣传也千方百计地鼓动这种信心。

　　因此，我们知道德国人为了防守柏林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寸土不让，将进行最顽强的抵抗。苏军统帅部认识到，柏林战役对我们来说将是十分激烈的。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摧毁柏林东北和东南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当面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当面之敌的防御，即歼灭德军野战第9集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