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我堂堂参谋处长竟然毫不知情？这是对军委会任命的公然违背。我要抗议！”

　　周参谋长哂笑道：“这种事情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每天只顾着军统的那一摊子事儿，参谋处的工作我只能交给别人来完成！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全局的工作吧！”

　　文强脸色微红，强辩道：“从来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两眼一抹黑，叫我怎么去搞？郑总司令，趁着今天大伙儿都在，您得给我主持公道。”

　　郑卫国问道：“你想要什么公道？”

　　文强不顾张文白跟他使眼色，径直说道：“现在的战区参谋处就是一个空架子，我要求恢复参谋处的功能和权威，下属各集团军、军区、师管区必须直接向我处汇报工作。接受我部的命令！”

　　郑卫国回答说：“我也不妨告诉你。这不可能。”又解释说：“原因有两个，第一，冀察战区还轮不到军统来指手画脚；第二，你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在军队工作过了。战区参谋处长位高权重。我得向三十多万弟兄负责。不能让你胡来！”

　　文强是什么人，在功德林关了二十多年也没低过头，坚决不肯写悔过书。还叫嚣道：“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zd是我表哥，朱d是我上级，周el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飙是我部下，刘绍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如果说我错了，那也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样的人哪里是三言两语能说服的？听郑卫国这么直白地回绝，文强是又羞又恼，竟然一把推开椅子，直接摔门而去，就连张文白副总司令和康泽主任在后面连声叫唤也没搭理。

　　张文白恼火了一阵，又不得不圆场道：“总座，您别生气！明天我让念观（文强的字）亲自来向您赔罪！”

　　郑卫国笑道：“我生什么气？你回去告诉文念观，以后的军事会议他就不用来了！”又问道：“参谋处副处长蔡文治到了吗？”

　　蔡文治唰得一声站了起来，双正靠拢，立正道：“卑职在！”

　　这位副处长字定武，是常凯申布下的另一枚棋子，同时也是**中少有的人才。他是湖北黄冈人，林飙的老乡，出身于一个书宦世家。祖父为清末举人，所以家里颇富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

　　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蔡文治到鄂军夏斗寅（就是发动马日事变的那个家伙）部任文书，后奉派陪夏公子读书远赴东瀛，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学没多久，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东北，乃愤而回国。国民政府为优待这批归国学生，特批可以不经考试，直接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后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先后任初、中级军官。

　　1935年，蔡文治由十三师选送，进入由由常凯申兼任校长的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7年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越级选任大本营（后改称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上校科长。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岗位。虽官职不高，但是身在中枢，经常有机会出席那些由常凯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在几次会议中，因其见解独到，说理分明为常凯申所注意，并破格提升他为少将科长，后又升任处长。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做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常凯申重视，因而成为黄埔同学中崭露头角的人物。

　　更为难得的是蔡文治还是那种“学习型”的将领。这一类人开始可能限于所受教育以及眼界等原因，才能一般，不算太引人瞩目，但随着不断地自我学习和提升，其能力和水平还会继续上涨，后劲十足。

　　历史上蔡文治就自学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当时的中美关系协调和高层军事交流中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为常凯申所宠信。1943年，美、中、英三大国在开罗召开会议，蔡文治就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与会。后又带职进入美国参谋大学受训一年，结业后调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三处处长，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后经美方推荐。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看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

　　不过这样的实干型将领在裙带关系复杂的**是很施展自身才华的，哪怕有最高领袖赏识也没用。所谓亲贤而不能用，远的有卫立煌，近的就是这位蔡文治了。他最后因为与汤恩伯就守上海和守长江之战略问题发生严重争吵，愤而离职，避居香港。

　　蔡文治当时说的一番话，很能体现当时**内部一些真正有才华将领的悲哀。他说：“我判断共军行动无一不准确，可是指挥作战的人毫不采纳。那我这个幕僚还有什么当头？作为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愧对祖宗。愧对总理、总裁！这个军人我不再当了！”

　　郑卫国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牛b的人物。只是觉得此人不凡，就命令道：“蔡副处长，文处长因为自身原因不能视事，我现在命令你担任参谋处代理处长。等下散会后就去找周参谋长报到！”

　　蔡文治大吃一惊。小心翼翼地说：“总座。您是说由属下代理处长？”

　　郑卫国点头道：“正是。定武，你有没有信心？”

　　蔡文治忙立正道：“总座若对属下有信心，属下也有信心完成好本职工作。”

　　郑卫国心知他是在委婉地向自己要权。笑道：“想得到我的信任光靠耍嘴皮子可不行，我会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