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白天发生了一些闹剧，晚上的军事会议还是如期进行。与会的有冀察战区总司令兼第四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冀中军区司令员郑卫国，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张文白，冀察战区参谋长周益民，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康泽，第四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缪澄流、邹作华，冀中军区副司令员程子华，第53军军长周福成，第63军军长冯占海，第97军军长李良荣，装甲骑兵师师长廖耀湘，此外还有总参下面的参谋、情报、侦察、作战等处的处长。

　　可能还是在为白天的事情生气，张文白副总司令和程政委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就连康泽也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郑卫国知道这种事情只能越描越黑，干脆略过不提，直接让周参谋长宣布开会。

　　周参谋长信步走到台上，打开地图前的围幔开始讲解道：“诸位长官，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敌华北方面军近期的兵力部署和物资调动情况！”

　　经过一系列调整，华北方面军目前下辖三个军以及一些直属部队。其中第1军驻山西，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下辖第20、108、109师团及独立混成第3、4、9旅团；第12军驻山东，兼管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司令官尾高龟藏中将，下辖第21、11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5、6、10旅团；驻蒙军驻察哈尔、绥元，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下辖第26师团、骑兵集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

　　此外第10、14、27、11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8旅团、第3飞行集团均归华北方面军直辖。共计10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

　　虽然才到39年初。但总兵力已经接近历史上39年秋季的水平，而且部队多为常设师团、特设师团、2字头三单位师团，比39年的3字头师团要强大不少。

　　敌军物资则由华北方面军兵站监统一调度，主要集中在天津、北平、石家庄、大同、集宁、太原和济南等大城市。按日军的习惯，兵站后勤保障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相应的兵站也分为集积主地、兵站主地和兵站地等梯次衔接的兵站部署。

　　“集积主地”位于占领区的主要港口或交通枢纽，属于战略层次的兵站，像华北的天津和大同就是，本来石家庄也是，但被郑胡子给打残了。只能当成兵站主地使用。在“集积主地”。日军会开设野战炮兵本厂、野战工兵本厂、野战汽车厂、野战本仓库、以及其他必要机关，负责囤积管理和分配由本土运来的军需品卫生材料，并向“兵站主地”输送这些物资。同时接收、保管和修理“兵站的主地”送还的缴获、回收物品，将其整理后或送还本土。或再供补给。

　　“兵站主地”相当于基地兵站。是方面军设在战役后方纵深交通便给之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兵站，是方面军驻屯期间的主要补给基地，也是方面军战役期间的“兵站地”的依托。一般设有：野战炮兵厂。野战汽车厂，野战卫生材料厂，野战瓦斯厂，野战航空厂，野战工兵厂，野战衣粮厂等等其它必要机关。主要负责接收修理，存储，整理前送。

　　“兵站地”则属于临时性质，主要为前线输物资。

　　依目前的情况看，日军的物资堆放地即有“集积主地”，又有“兵站主地”，说明还在调度当中，但也具备了发动局部会战的能力。因为由“兵站主地”向“兵站地”调度是很快的，如果日军要打，最多一个星期就能完成部署。

　　“参座，我有话讲！”周参谋长刚介绍完基本情况，正待详细解说，没想到台下一名年轻军官突然举手叫道。众人转过头看去，却是冀察战区参谋处处长文强。

　　这个文强可不是后世某位副局长，而是民国时期一位奇人。他是文天祥的后人（跟孔胖子那种西贝货不同，他们家是有族谱的），太祖的舅表兄弟（皇考大大是他的亲舅舅），周公的学生（黄埔四期），朱老总的部下（南昌起义），林飙的上级（黄埔时期他是林的班长），刘绍奇的老乡（据说相隔不到20里地）。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部队和党组织失散，辗转来到四川，先后担任过红一师师长兼政委、中g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川东省委书记。因为叛徒出卖，蹲过国民政府的监狱，险些小命不保。好不容易经同志营救出狱，之后却又遭受不公正待遇，被迫和妻子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找周公主持公道。

　　可惜那时候刚好撞上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纷纷隐蔽转移，文强夫妇滴溜儿一圈一个熟人也没找着，只好回老家种地。随后又被他的另一位黄埔同学戴老板给揪了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改换门庭，加入了军统。据说历史上军统得出“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就是在他老人家的主持下完成的。

　　这次鹿钟麟倒台，各方势力趁机重新划分蛋糕，军统当然也不例外，硬是抢下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文强明面上是冀察战区参谋处处长，实际上还有一个职务，就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郑卫国明知道这个人有问题，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答应下来，只是始终不肯给他实权。目前的战区参谋处实际是个摆设，实际工作均由第四十一集团军参谋处来完成的。

　　见文强突然打断自己的发言，周参谋长有些不满地问道：“文处长，你有什么话讲？”

　　文强拧着脖子质问道：“参谋长，为什么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