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必被军法从事，他提到余程万的例子。

葛先才在发言中同意周庆祥的意见，认为眼前是突围最好的时机，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有两点主张，请军长选择其一。第一点，自军长以下我军官兵全部战死衡阳。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死而无憾。第二点，我判断，援军解围这件事绝对无望。如不选第一点，则我军应即策划突围。突围不是为我等军、师长逃生，因为突围战斗中，我等也有战死的可能。突围可为我第10军保存一条根。虽然没有上峰的突围令，但军长可先行上报委员长，说葛先才擅自率师突围，其他两师亦随之弃守衡阳。军长向委员长自请处分，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光棍一人，没什么好牵挂的。这样的话，既为第10军保存了一条根，又维护了军纪的尊严。再者说，军长这样上报的情况很多，也不算什么新鲜。我就说这些。来的时候西南各阵地都在激战，我现在需要立即返回师部，你们研究一下，把最后的结果告诉我。如果确定突围，一定想方设法把伤兵带走，否则我会抗令，宁可同他们死在一起。遗弃伤兵是为长官者最可耻的行为。”

葛先才走后，方先觉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周庆祥依旧坚持突围。

就在这时候，企盼中的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第62军、第79军正排除万难，突破当面敌军，不日可达城郊。守军不作突围准备。”

方先觉读完电报，看了看大家。

周庆祥认为所谓援军即将到来这件事，是根本无法指望的，衡阳守军的命运只握在自己手里。方先觉闭着眼想了两分钟，最后决定不作突围准备，继续进行死守。当晚，他登上中央银行顶楼平台，眺望衡阳夜色，由南而北，枪声不息，光焰炽烈，如舞动的火龙。

第二天，蒋介石再来电报，告诉方先觉：无论守军兵力如何短缺，都要编成突击队，向援军来的方向出击。方先觉大喜，认为援军真的可以指望。实际上，他错过了衡阳突围的最佳时机。

就在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总攻。

伊藤正德《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这样记述：“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伤亡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中队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步兵中队已变为由士官代理，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战死，而攻击之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在前一天，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动荡：7月18日，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因马里亚纳海战的惨败而被迫辞去全部职务。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陷落，就等于美国人撕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其本土已暴露在“B29”轰炸机的半径内了。

接替东条的是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

选小矶是没办法的事。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了，不可能找个文官出任首相，只能从具有大将军衔的将军里选一个。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翻遍花名册后发现：除了在前线的（有人希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组阁，但天皇认为寺内不能离开南洋），就是已垂垂老矣的，选来选去好像只有小矶合适。不倒翁杉山元再次出任陆军大臣。在关东军做了多年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

“一号作战”剩下的作战还有没有必要打在这时候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号作战”被俗称大陆纵贯作战，但首要作战目的是摧毁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现在马里亚纳群岛已被攻陷，美国人的轰炸机可以从这里直接轰炸日本，以广西桂柳为中心的中国西南空军基地不再具备先前的军事价值。东京军部的很多人认为：为了面子，衡阳还是要打下来，但广西就没必要打了。这个意见遭到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东京的情况就是这样，少将、中将乃至于大将都反对的事，只要坐在具体操纵位子上的少佐、中佐或大佐坚持，那么这件事就会坚持干下去，“一号作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日军之所以在衡阳战场停下来，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守军打得依旧顽强；二是日军弹药再度缺乏，兵力也残缺得紧；三是衡阳外围中国援军的攻击。日本人记述：“第79、62军似与衡阳城内之敌相策应，各派部分兵力到衡阳西北和西南方，另有一支敌军再次潜入泉溪市（衡阳东10公里）附近。”

7月20日这一天，很久没搭理方先觉的薛岳，突然给衡阳发了封电报，大意是：湘东部队正在反击，罗奇第37军今日抵达五马归槽一带。这就算日军战史里所说的“潜入泉溪”的中国军队。对湘东的部队方先觉是不抱希望的。他寄予希望的是黄涛第62军和王甲本第79军。同一天，率先迫近衡阳的黄涛用电台跟方先觉取得联络，称即将攻到城外五里亭，叫守军派一支人马到那里接应。

方先觉更为兴奋，立即精选了150人，由特务营营长曹华亭率领。20日入夜后，在第3师第8团张金祥部的掩护下，从西南面奋力杀出重围，在21日凌晨时分，抵达西南10公里外的五里亭，却没发现援军。后来援军又来电，称进至五里亭的部队，因干粮携带不足而退。这是充足的理由，又是荒诞的理由，只是苦了衡阳守军。这时候，曹营长和部下有两种选择，一是冒死返回衡阳，二是趁机散去逃命。

在曹营长的率领下，这支部队的选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