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脱险，回到了重庆，何应钦见之，说：“衡阳一战打得很热闹，但好像第10军军师长没有一人殉职？”

葛先才徐徐答：“军、师长有人殉职，也打不了47天了。”

衡阳第10军大量杀伤日军，守了47天，除将士用命、战术不乱外，还在于防守阵地之奇绝。正如日本军史学家伊藤正德说的那样，衡阳城外的人工断崖，日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外就是手榴弹战的超水平发挥和对迫击炮的灵活运用。回过头去看，衡阳47天里，几乎囊括了当时战争中的所有场面，正如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说的那样，有强攻、逆袭、包围、夜袭、侧击、驰援、转进、炮战、强渡、肉搏、防空、防毒……

当然，伴随着奋勇的杀敌，也出现了最后几天的迷雾和悲剧的结局。

这种迷雾，伴随着周庆祥在几年后的国共内战中因作战不力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方先觉的长年沉默，以及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某些曲笔而更加浓厚。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不少国民政府的军队倒向日军，就连当年和张自忠并肩在临沂抗战的庞炳勋，被俘后也投降了日本人。但他们往往是杂牌军。作为中央军成建制地放下武器，在1944年夏天之前还没发生过，以至于有人说，只要外面的援军一日未死绝，方先觉就不能为自己叫冤。如果从当时衡阳还没打到真正的弹尽兵绝这一点去谈，这样的看法是没问题的，但假如仅从外面还有所谓援军这个角度来指摘方先觉，则值得商榷。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解围部队有努力也有牺牲，但不能说他们担负起了自己的职责。总之衡阳保卫战是复杂的，每个历史人物在自己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刻都会有此后不可复制的内心纠结，每个历史现场也都有着后人无法完全洞察的偶然。正是各种合力的推动造成历史上唯一的结果，如果仅用结果去反证原因，到头来只能漏掉太多。

衡阳陷落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以汪伪政府的名义，授予诸人“先和军”军长、师长等名号。日本人也知道，想叫方先觉等人真心投降做汉奸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杀掉方先觉等人也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日本人实际上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这导致他们对方等人的监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城陷后没多久，周庆祥、孙鸣玉即率先逃出衡阳。三个月后，方先觉在衡阳军统人员的策应下逃出。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人随后也脱险。到1944年年底，第10军将领和军官陆续逃脱，返回了重庆。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的说法是：“通过这次衡阳会战，我军感到了中国军士气的旺盛。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日军司令部之所以容忍方先觉等人出逃，除了骑虎难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太平洋上大势已去的日本，进入了有病乱投医的状态，衡阳战事结束后的8月19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寻求机会跟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的决议，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先后逃出，有以上这个背景。当然，在二战大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重庆是不可能搭理东京的。

很多校尉和士兵也在日军令其自寻食物的时候趁机逃离。

按葛先才回忆，日军大体兑现了诺言：“敌人对我官兵之处置做到其诺言之半，确实未伤害我官兵，亦未设置集中营，除编组一运输大队约三百余人，为其担任运输工作外，余者一律不闻不问，去留任便。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敌未做到其诺言另外之半，乃没有为我伤者治疗。虽如此，但我负伤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动者有其战友陪伴去各地医疗；不能行动者，亦由其战友用担架抬出衡阳治疗。”但据军医署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回忆，日军仍有在城内仙姬巷商场枪杀380多名无法走动的重伤员的暴行。另忆一看守战俘的日军关少尉出于报复心理，前后亲手用刺刀刺杀100多名战俘。至于有脱险者追忆的屠杀上千名协助守城的民工一事未能得到证实。

第10军将士最后虽大多都逃了出来，但第10军已经散了。

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李若栋的遭遇最具有代表性。在战斗中右腿负伤的李营长，衡阳沦陷后一个月利用雨天夜黑爬到衡阳铁炉门附近，抓着一块木板从湘江漂流至衡山县境，被好心的农民营救下来。正当李若栋准备潜回日军占领的长沙寻觅妻子时，从衡阳城内伤愈归来的部下越来越多，最后到了100多人。吃饭也就成了问题。这时候，衡山江东行署的人想吞并他们。在打了一仗后，李若栋最终弃队北上。但行至衡山将军庙时，二十多名第10军连、排级军官追上来，要李营长带着他们讨生活。就这样，几个月前的衡阳勇士，不得不一路乞讨，渡过湘江后，经湘乡、芷江、黔阳，最后在贵州会同县找到了时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的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李若栋把那些军官推荐给李玉堂，后者叫李若栋以及同样来到会同县的曾血战虎形巢的李振武营长去重庆找方先觉。就这样，他们一路步行，经遵义、贵阳，最后到了重庆，找到了方先觉：“他要我到陕西汉中新编第3师任营长，我拒绝了他的任命，又和李振武（他原是我营的连长、副营长，我俩感情好）从重庆步行经黔江、沪溪、沉陵、常德回到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