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急调廖耀湘新6军所辖龙天武第14师和李涛新22师回昆明待机。这样的话，新6军在缅甸战场就剩下唐守治新30师，后该师被划归孙立人新1军，在1945年初攻克另一边陲小城南坎。李鸿新38师则经南坎向中缅边境上的畹町推进。

由龙陵方向追击而来的远征军攻占芒市，松山祐三带着第56师团残部逃向缅甸。

远征军各部一路推进，攻占了中缅边境上的畹町。1945年1月27日，在畹町附近的芒友，驻印军孙立人新1军李鸿新38师与远征军周福成第53军刘润川（东北讲武堂，辽宁开原人）第116师胜利会师。

除了泪水和欢笑，那一刻，还有什么？

滇西缅北会战至此结束，日军第18、2、56这三个王牌师团被击溃，中印公路由此打通，滇缅公路重新连接。这是缅北滇西会战的现实意义。其背后更大的意义是，重振了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自“一号作战”大溃败以来低迷的士气。如果在抗战胜利之前没有这次会战的胜利，那么即使有几个月后雪峰山的绝杀，整个抗战的结局也是难称圆满的。无论如何，1945年春天的花朵，在驻印军悠闲的表情中，在远征军血染的征衣上，率先怒放了！

第五章 光荣日（1945年3月～1945年9月）

最后一战

人类的历史终于进入了1945年的春天。

1945年的春天，着实是全人类的春天。这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关键词就是“反攻”。但“反攻”并非只属于1945年。

事实上，早在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变化时，盟军的战略反攻就已展开。当时，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经历了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后，已开始策动对日本侵略者的局部反攻。入夏后，八路军率先在豫鲁地区发起攻势作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根据日本资料记载，整个1943年，华北方面军作战1.5万次，其中有75%的作战是跟八路军打。结果，日军不但无法消灭八路军，反而使八路军越来越壮大，无论是解放区面积、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日益增加。关于这一点，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县按占据的实际情况看，极不稳定，行政力（指伪政权组织）的渗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驻在以县城为中心的部分乡村，民心更多地倾向于中共一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山西沁源围困战，是八路军转入局部反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沁源位于八路军太岳军区的腹地，是盘踞山西的日本第1军的眼中钉，后军参谋长花谷正（九一八事变、长沙会战参与者）亲率重兵进行铁壁合围，终将其攻陷。在沁源陷落前，当地的八路军主力和群众已经成功转移入山。日军占领沁源后，广修炮楼、公路，建成了蛛网般的联动据点。针对敌人的动作，八路军决定对沁源进行反包围式的围困战，并成立围困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营的兵力和县区游击队，用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在全县11个战区对鬼子进行围困和轮战。虽然占领了沁源，但日军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各据点，补给线被围困部队破坏殆尽。在敌人据点的周边，八路军和游击队战士不但广埋地雷，还布下了铁钉，甚至在道路的转弯处泼水使之结冰，叫鬼子的运输车辆打滑、翻倒、相撞。小到泼水制敌，大到部队反攻，沁源围困战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一次次增兵支援这座被群山环绕的县城，但却收不到想要的效果，甚至还在韩略村被八路军打了伏击，高级和特殊指挥人员组成的“观战团”被一锅端。在长期的围困战中，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军作战上千次，毙伤俘日伪军4000多人，取得了骄人的战果。在日军守备沁源的部队于1944年逃离前，其各个据点周围已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布置了15,000枚地雷！

随着沁源围困战的胜利，盘踞山西的日军已越来越显现出颓势。

此时在华北平原，随着1944年的到来，八路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攻，日伪军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敌人只能龟缩在城市和铁路沿线。而铁路线也一次次遭到敌后抗战军民的破袭。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出击作战超过两万次，歼灭日伪军超过30万人，解放人口过千万。在世界战局是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共抗战军民的积极作战，将几十万日军截留在了敌后战场，这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促使重庆方面继续履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从世界整体战局看，中共敌后作战甚至可以说是从侧面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大反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史学家菊池一隆认为，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关键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

敌后意味着敌人的后方，更意味着抗战的前方。

进入1945年后，敌后战场上的反攻已经常态化，在平汉、陇海、津浦、沪宁、归绥、运河、东江、琼崖、雷州半岛等抗日前线，上万次大大小小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