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排众议，坚决使用分别在庐山、万家岭有过丢人战绩的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前者师团长，由斋藤弥平太（曾任职关东军，女谍川岛芳子的初婚媒人，后在伪满出任拓殖公社总裁，战后在东北失踪）取代了伊东政喜；后者师团长仍是在万家岭被中国军队打得胆战心惊的老鬼子松浦淳六郎。

冈村这样做，连他的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都反对。不过，冈村没听宫崎的，他同样固执己见。这叫东京军部的人不禁窃窃私语。

按冈村的说法，这样做是要“挽回两个师团的名誉”。在此之前，冈村给国内熊本留守部队的负责人写了封信，叫他转告熊本、宫崎、大分、鹿儿岛四个县的知事（即县长）：“第6师团已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106师团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老谋深算的冈村当然不会冒失地使用那两个师团。

在战术上，他上了双保险，策应南昌攻略、掩护主力侧背的，是第106师团的“表哥”，稻叶四郎的熊本第6师团。有第6师团压阵，前方日军的心里会稳当点。此外，他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计策，叫江北的藤江惠辅第16师团做出佯攻湖北汉水一线的姿态。

武器配备上，冈村不同寻常地为两个师团配备了将近300门大炮。指挥官是炮兵专家澄田赉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爱媛县人）少将。后来，在向南昌攻击的过程中，炮兵数量一度快追平步兵部队。这是八年中，日军炮兵配属比例最高的一次战役。

在冈村看来，他必须百分百地给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以胜算。如果没有一场“恢复信心”的战役，以后这对难兄难弟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按冈村的计划，打南昌，是在鄱阳湖登陆的少量部队的策应下，以一百多辆坦克为先导，主力沿南浔线进行的一个机甲奔袭战。

三十四年前的3月10日，日军取得奉天会战的胜利，奠定了日俄战争的胜局。后来，日本人把这一天作为陆军纪念日。冈村把攻占南昌的日子，就定在了1939年3月10日。可进入三月，江西雨季提前到来，道路泥泞难行，冈村只好往后推迟了一周。

开战前，南浔线沉寂得有点反常。

就在薛岳计划调部队北上增援汉水一线时，日军的作战意图率先被重庆识破了。在军令部作战厅长刘斐呈部长徐永昌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句：“第9战区之敌有先行攻占南昌之企图，现已判明。”

根据军令部的敌情判断，蒋介石下了道命令，要薛岳在赣北方面出动部队，先发制人。

薛岳接报后，认为做这件事有困难，出动大部队正面强击，不如以少量部队进行侧击，所谓“斗智不斗力，出奇不用正”，搁置了蒋介石的计划。

跟日军硬碰硬，中国军队的战力确实没到那一步，且武汉会战后各部队都在休整（其实，在战时，不可以以休整为借口，因为仗随时都在打）。但是，蒋介石先发制人的决策，重点在于打乱日军部署。

尽管如此，薛岳还是没有执行。

日军那边，推迟一周后，3月17日，发动了侵占南昌之役。

打南昌要渡过修水（修水后面还有潦河、赣江）。在修水布防的是罗卓英第19集团军，从西到东：李觉第70军、刘多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辽宁凤城人）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李与刘的防线以张公渡为界，刘与夏的防线以馒头山为界。

作为陈诚“土木系”（按郭汝瑰回忆，“土木系”的“木”，指的是第18军没错，但“土”说的不是陈诚的起家部队第11师，而是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生。这一期毕业生有方天、刘云瀚、李仲辛、刘劲恃、李树正、石祖黄、周朗等人，多有黄埔6期和黄埔7期背景）的二号人物，罗卓英是比较稳健的，要换个词呢，就是说挺保守的。比如，每次作战，他手里都掌握着大量预备队。有人说了，这是优点啊，太会打仗了。可如果后方预备队人员在数量上逼近一线部队，就有点怪了。

南昌会战中，罗卓英的一线部队和预备队之比，有的已达到三比二。而且，预备队和一线部队间缺乏第二道防线，两部前后距离亦过长。这是个致命伤。夏楚中第79军是个甲级军，辖三个师，在决定巩固修水一线后，实际上顶过去的只有一个第76师，后面两个师蛰伏在修水、赣江形成的三角区，这两个师跟第一线距离多远呢？即使急行军也得跑一天。

更要命的是，从一开始，中国军队就判断错了敌情。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预判：日军若强渡修水的话，进攻方向必然是修水东段（即张公渡以东），因为东段以平地为主，西段则是复杂的山地，不利于日军行动。基于这种判断，布置兵力时，重点放在了东段。

没想到，冈村宁次放过平坦的东段，而把攻击重点定在以张公渡为突破点的崎岖的西段。

修水西段防线薄弱，同样没有纵深配置。对这一点，身在张公渡以西守备的第70军第107师的邹继衍连长深感忧虑。他们师原本驻防浙东，1938年冬调赴赣北修水。面对整个呈一字长蛇形的野战工事，邹继衍和他的战友在壕洞口里蹲了一百来天，用他的话说：“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受过军事养成教育、稍具头脑的下级军官，也都认识到像我们这样一字长蛇阵的河防配备，既少纵深，又无重点，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突破一点，全线皆垮……”

进入3月中旬，邹继衍终于听到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