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炮声。

鄱阳湖边的古镇吴城此时也遭到日军水上攻击。商震第32军与登陆日军展开巷战。修水一线，东段涂家埠首先遭袭击，主力日军则攻向西段张公渡，枪声十分密集。

修水东段虽不是日军攻击重点，但由于一个大队从夏楚中、刘多荃的接合部馒头山突入，使两军陷入慌乱中。夏、刘二人互相认为是对方过早失去阵地而使自己的部队陷入被动。

夏楚中说：“我的部队被迫撤下来，因为左翼第49军第105师王铁汉（‘九一八’事变时驻沈阳北大营，任东北军独立旅第七旅620团团长，打响当夜第一枪）的阵地过早丢失。”

刘多荃马上反驳，说：“我的部队丢了阵地，跟右翼夏楚中部被日军包围有关。”

南昌会战从一开始，中国军队就陷入被动。但日军亦有胜之不武处：强渡修水前，除进行三四个小时的炮击外，还在10分钟内发射3000枚毒气弹，其中多是喷嚏式瓦斯弹，顶在一线的第79军第76师师长王凌云（中央军校高教班，河南洛阳人）和手下的旅长、团长几乎都中了毒气，士兵们的情况可想而知。

自武汉会战以来，侵华日军频频卑劣地使用毒气弹。

毒气战中，鬼子主要使用催泪性苯氯乙酮瓦斯（一旦呼入，人体呼吸系统和内脏即受伤）。此外，还有呕吐性毒气以及糜烂性芥子气（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伤害极大）、氯乙烯氯砷（即路易氏气。皮肤中毒后，在灼痛感下，出现红斑、水泡及至腐烂；人体吸入后，则破坏整个呼吸系统）。

第76师的阵地上黄色的毒烟弥漫，在其笼罩中，日光也惨淡下去。

该师老兵苏有才回忆，他所在的那个连，从连长往下全部被毒气熏倒，咳嗽声响遍整个阵地。他看着战友的血从鼻子里淌出来。在惊讶的同时，却不知自己的血也已流出来：“那种难受劲儿，没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也想不到的。”

会战前，冈村宁次给此战定性为奔袭战，以“快”字当头。

渡过修水后，日军弃左右两翼的中国军队于不顾，以坦克部队为前锋，沿尚未被破坏的九江到南昌的公路直下而去。

我们说过，日军的坦克，比如“94式”，犹如超级玩具，这玩意放在欧洲战场，不堪一击，但在中国士兵面前，却有很大的威慑力。中国军队的一道道阵地就是这样被撕破的。跟进的日军步兵攻占南昌外围的安义后，又佯攻一旁的奉新。就在罗卓英组织兵力争夺奉新时，穿过安义的坦克部队已在赣江大桥前等着第101师团了。

关于南昌没办法保全这件事，作战厅长刘斐在判断军情时已讲到：“依过去作战经验，敌之补充圆活、装备优越，如其坚持某一要点或某一要线时，我军至最后亦难保不失……”同时，刘斐也提了一句，“我军战力消耗至如何程度，即应决心放弃南昌？”

刘斐的意思是：对没必要决死保卫的城市，只要周边部队消耗到二分之一，即可放弃该城，转移势态。他解释道：“如部队不打到消耗二分之一，那么就不能消耗敌人；如不保存剩下的二分之一，就不能保证持久战打下去。”

情急之下，守备南昌的商震派出一个爆破组，冒着日军坦克的炮火炸毁了赣江大桥。但那个爆破组的战士，多数都为国牺牲了。

一天后，赶到的日军第101师团开始强渡赣江。

罗卓英的电话这时候也从上高打来，跟薛岳说：“南昌必将不保。”

薛岳叫来参谋处长狄醒宇（黄埔军校4期，江苏溧阳人）和副处长赵子立，叫两人拟定撤退令。

狄、赵二人互相看看，都不同意立即就撤，认为还有仗可打。

狄醒宇说：“以前担心的鄱阳湖方向并无太大敌情……”

赵子立说：“李觉第70军和夏楚中第79军还有战斗力，南昌外围布防的欧震第4军正处于应战中，卢汉第1集团军已在赶往江西的路上，在赣江以东还有吴奇伟的部队，第74军也已经赶到战场。”

总之，两人的意见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会战，匆匆撤退，有点说不过去。

薛岳想了想，说：“那你们回去吧！这个撤退计划由我自己拟定。”

关于薛岳坚持放弃南昌这件事，赵子立的分析，一是因为罗卓英是陈诚的人，当年薛落难，是罗找到陈，陈又找到蒋介石；二是因为薛岳不想叫自己的嫡系第4军守南昌：“第4军既是张发奎的嫡系，又是薛岳的嫡系，好像一个兼祧的儿子，两门子都爱如至宝，怎肯放在南昌担任风险呢？所以他要放弃南昌。”

上面是多年后赵子立的回忆，且是跟薛岳掰了（1944年长衡会战）以后的说法，难免带有“想当然”的意味。至于薛因跟罗卓英、陈诚的关系而迁就罗放弃南昌一条，不能说没一点因素，但假如以为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就有点武断了。

实际上，薛岳从一开始对南昌之战就没提起过精神。

薛岳觉得南昌跟长沙不一样。南昌在战略上有没有价值？当然有。是不是非常大呢？至少薛岳认为要画问号的。所以，当日军兵临赣江，赵子立提议将卢汉第1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拉到江西参与会战时，他摇了摇头，最后仅同意第1集团军开往南昌外围。

1939年3月27日薄暮，商震第32军一部打了半天多巷战后，南昌被日军第101师团攻陷。

南昌会战主战场虽然失败，但王陵基第30集团军跟掩护日军侧背的第6师团在武宁一线长达8天的激战还是可圈可点的，令稻叶四郎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