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他在琢磨这个问题。他的担心跟李宗仁的担心是一样的。

陈诚叫彭善组织反攻。

彭善把任务给了宋瑞珂第199师，并令方靖第11师迅速归还建制，一起参与反攻。

宋师长很早就在第18军任职了，但做第199师师长却是这几天的事儿。虽然其本人英武逼人，确是一员战将，但要想逆袭回宜昌，到底总是个泡影。结果第199师在反攻中牺牲颇重，死伤超过3000人。

周喦第75军和李及兰第94军虽即将回撤到宜昌地区，但无奈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陈诚跟李宗仁沟通，调汤恩伯部攻荆门；后向薛岳第9战区借兵，要了三四个军，在长江南岸待命；又派周喦部转攻当阳；命李延年统一指挥第2军、第18军和第94军，再图宜昌。

应该说，陈诚的协调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是，该布置的都布置了，但无论是打荆门，还是打当阳，还是打宜昌，结果是都打不下来。陈诚也没辙。

作为交通要冲，宜昌是连接华中和西南的战略要地，不仅距重庆只有480公里，而且是武汉会战以来长江中上游第一物资集散地，尤其是中国的工业设施，大多是从这里转移到西南大后方的。现在，这座城市被鬼子占领。但对圆部和一郎来说，他并不准备长期派兵据守这里，预案是：先销毁中国人滞留在这里的战略物资，然后再在城里休整几天，接下来第13师团全部撤离，结束此次会战。

南京那边，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却力主长期占领宜昌。

对井本的意见，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不置可否，他现在脑子没在这儿。

五月底，从东京飞来一帮人，目的只有一个：削减中国派遣军的数量，进而充实关东军，用以警备苏联。西尾正为此事头疼。1939年诺门坎之战后，日本人见识了苏军强大的火力。到1940年，苏联在远东已屯驻了30个师和2800架飞机。日本人跟苏联人一比，就傻眼了。此时关东军飞机只有700架，战车450辆，苏军在远东的战车则有2700辆。至于步兵，关东军有12个师团，苏军有30个师。

在这种背景下，陆军中央强烈要求充实关东军。陆军省部的课长们为此事专门宴请了一次海军的人。干什么呢？叫海军支持优先扩充警备苏联的陆军装备。

海军的人也够绝，一向骄傲自满而不买陆军的账，饭他们是吃了，但吃完了，一抹嘴，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说：“什么？军费优先分给陆军？不可能不可能。”

陆军的课长们非常尴尬，说：“你们现在好意思这样说么？”

海军的课长们站起身，说：“你们陆军请我们海军，是你们给我们面子。我们海军出席这个晚宴，是我们给足你们面子。”

陆军说：“海军不要太气盛！”

海军说：“不气盛叫帝国海军吗？”

这对话听着有点耳熟吧？告诉你，情形基本上差不多。

但这一次陆军也很决绝，即使海军不支持，也要扩充关东军军力。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削减山海关内85万日军的军费（一年消耗20亿日元），同时在未来两年里，把兵力压缩到40万。

西尾寿造为上述之事而头疼，对宜昌那边有些心不在焉。

对占领宜昌这件事，最初第11军是比较积极的，但作战过程中，司令官圆部和一郎又一度跟幕僚传达宜昌不在目标之内的命令，所以才有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力排众议进而攻占宜昌的行动。攻占并长期保有宜昌是天野的想法，准确地说是他的老上级冈村宁次的想法。关于宜昌攻略问题，在1940年3月上旬冈村离任时就被提到了，甚至曾一度派天野到南京商谈此事。

当时，冈村对天野说：“扶植汪精卫政权是个糟糕的决定，只会进一步刺激和凝聚重庆政府。我不理解板垣征四郎为何如此热衷于此事。如果不直接从中国撤军，那么解决‘中国事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进行所谓‘积极作战’，一是在湖南战场保持对中国军队的打击，二是在河南信阳跟华北方面军合作打通平汉线，三是兵进湖北宜昌，进而攻略重庆。如果不是这样的，用山海关以内85万日军中的大多数维持据点和城市没任何意义。在日本军之正面，亦所谓重庆军之正面战场，敌抗日势力之中枢不在于其政府之要人，也不在于若干地方杂牌军，而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

插一句。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迁到四川成都，并在九个地方开设分校。战争爆发的1937年，正是第11期学员毕业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直接上了疆场，大多成为连排级军官，阵亡在了一线。实际上，从“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结束，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就已阵亡一万多人。由此可以估算到1940年乃至整个抗战期间黄埔毕业生的战死人数。

被奸雄冈村面授机宜的天野，在南京，提出进行宜昌攻略，要在五月初对汉水两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进而在六月汉水上涨前完成对宜昌的占领。后来的作战进程确如天野的盘算。但现在，对是否长期占领宜昌，大小鬼子又吵成一片。

东京军部态度暧昧，南京的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则认为占领到7月底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以配合在7月会有眉目的“桐工作”。

派遣军作战课长，也就是当初跟井本熊男一起来华进行参谋旅行的公平匡武，虽跟井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