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何种投资方向的，就趴下去埋头扫射。因此，批评家们的道义身份经常自我矛盾或青红不分，批评本身的分量也就随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来是指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经过王朔一派作家的木力调侃和糟践以后，成为一种可以随意嘲弄和自嘲的大众化的“文化俗人”形象。这种“文化人”的道义身份不像学者和批评家那样受到职业的客观制约，因此他可进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兴。强调一个“舒服”和“爽”。文化人决心做学问时，比学者要扎实、规范，体例丰赡，一板一眼，平均每页有二十个尾注。参考书目有一万多本，其中西文书占八千本，四库总目书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从事批评时，比批评家要瞄得准来打得狠。的确是“阶级仇压枪膛，民族恨喷怒火”。只是他所归属的阶级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义身份的驳杂与暧昧，决定了当下人文科学研究的通胀与停滞。应该说，今天的人文学者队伍兵强马壮，掌握着成套的先进武器，产量高、包装美。但正像中国的电脑，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使用率却仅有2%—样，人文学术论著的现实指向之微弱，使人们开始怀疑它存在的价值和消耗国家文化经费的理由。随便举个例子，当今有许多漂亮的论文，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花费了很大力气，爬梳考证。细读解剖，结果不过是想证明1949~1979年间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阶级性文学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有共产党参与的文化活动都是错误和荒谬的。这些论著在技术层面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们的道义倾向是没有经过审慎考虑的。它们主观地认定中国人民在1949~1979年间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般的生活，觉得只要向那段历史大泼脏水，不论怎么泼都在道义上是光彩的。海外学者这样想还有情可原，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确实无知，海内学者也来傍尖起哄，就未免有负于天地良心了。

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都过剩得需要大批量销毁了。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人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它们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学问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却需要我们哪怕是假正经也要正经地恪守下去的。铁肩担了道义，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观音的价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济世的观音。

（此文颇有“左派”言论之嫌疑，发表于《天涯》1999年第2期，后被好事者弄到网上。）

独立性：坚持与怀疑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两个最大问题是“生存困境”与“灵魂缺席”一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恒河沙数的亿万事例每日每时每刻活生生地加深和拓展着这两个巨大的问号，仅凭我们知识分子零散获得的那些道听途说，就足以令人“目眦尽裂，发皆上指”。如”果你在公检法部门有几位朋友，在几大部委有几位同学，在新闻媒体有几位熟人，：在工厂农村有几位亲戚一一最主要的，在你心底还有几分天良和正义，那么，你就会清楚神州大地上正到处充满了贪赃枉法的党政官吏、与黑社会勾结起来鱼肉百姓的公安警察、制造假烟假酒假鞋假药假A假。的黑心商人、毫无职业道德的医生记者律师职员和千百万无钱无权无势、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夺、有冤无处诉、有理不能讲、有泪不敢流的普通工人、农民、士兵及下层知识分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社会进步，并不否认社会上还有很多好官好商好医生好警察，并不否认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言论自由的增加，并不否认中央政府的廉政决心和价值取向。好的东西值得表彰和歌颂，但它们决不应是为了遮丑而存在。生存的艰难与人格的捐弃，使我们无法对二十年前那个时代表示理直气壮的骄傲。我们砸碎了二十年前最美好的东西，的确换来了一堆金币银币，但这堆金币银币并没有装入劳动者创造者的口袋，而是流入了硕鼠们的肚皮。直面这一无情的事实，是对每一个改革者的资格最起码的验证。

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直面这一事实的确又不啻一种灵魂拷问。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组织性的群体，他们对这一事实最敏感然而又可以说最无能为力。尚且不论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困境和缺陷。直面事实就包含着一个如何块择，即“怎么办”这一知识分子的老问题。

答案有两类。一类是非知识分子的方法，一类是知识分子的方法。

非知识分子的方法即直接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用老掉牙的说法即是“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基层单位，都不乏忧国忧民之士、惩恶扬善之人，他们用自己的热血、自己的工作，包括运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关系网，在进行着十分艰苦的变革努力。对于那投入政林、跃入商海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给予鼓励，寄予期望。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一种体制性的逆向运作中，个体的抵制作用的有限性和体制对个体的腐蚀性，往往是不但不能做中流砥柱，反而是“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另外，“武器的批判”本身也存在方法论上的先天弱点，它如果不与充分的“批判的武器”相配合，则恐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将情形导入另一对立的极端。这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以证明。总之，非知识分子的方法不论是好是坏，都不是知识分子可以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