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真价实的汉奸文学，只要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学术研究价值，不能用道德评判代替历史研究，责骂固然正义，但抹而去之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何况大多数沦陷区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撤离或殉难，留下来仍操旧业，但是他们没有卖身事敌，他们仍然曲折地、机智地表达着我们民族的声音，表达着被奴役民众的声音。必须毫不含糊地认识到，沦陷的国土，仍然是我们的国土，沦陷的人民，仍然是我们的人民。身在沦陷区的我们的人民，除了需要衣食温饱维持生存，等待光复之外，他们也需要精神食粮的慰藉，需要民族文化的支撑，而沦陷区的作家正是担负了这一艰难的“敌后文工队”的使命。

皇皇五百五十万字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分为文学评论、新文学小说、通俗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史料等卷，选收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各个沦陷区域的文论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还系统搜集了从东北到台湾区域的珍贵史料，清晰地展示了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脉络和主要精华。它用白纸黑字证明了，处在异族侵略者残暴统治和严密文网下的中国作家，在饥寒和寂寞中，在短短的数年内，仍然创作出了数量巨大、质量上乘的艺术品，这既是中华文化强大的传统所赐，也是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体现。钱理群教授说，沧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有自己的，其他历史时期、地区的文学都不能替代的独特风貌与独特贡献。忽略了这一段文学，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史图景，总是残缺的”。（《沦陷区文学总论》）

对于沦陷区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尚处于幼年期。学界一方面应避免盲目拔高新课题、新对象的通病，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沦陷区文学属于“乱世文章”而先入为主地认定它没什么大气候。须知我们今日的许多所谓经典作品，都是“乱世”的产儿。沦陷区文学由于在政治性和现实性上受到人所共知的限制，便转而在日常性和永久性上显露出它的艺术特色。张爱玲和钱钟书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战争和灾难逼使人们思考一些永恒性的问题，而沦陷的具体境遇又使这些思考更加切肤更加实在，这就使得沦陷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既有相通的一面，又保持了鲜明的特质。另外。由于新文学阵营的大规模撤离，沦陷区的通俗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但超过了现代文学的前二十年，也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和解放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50年代以后的港台通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沦陷区的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等人的创作，就成为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繁荣兴旺的先声。

沦陷区关于若干文学基本原理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先锋性。这些讨论实际上继承着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在文学是人的文学，在文学要大众化，在雅俗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文学发展，仍然不乏启示。

钱理群教授等人以数年之功，披沙拣金，编成了这套学术价值极大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国外许多学者和留学生闻讯纷纷订购，可谓是“好书如美色，未嫁已倾城”。然而据说周转了好几家出版社都因投资较大而令出版者望而却步。而今广西教育出版社能够毅然推出这套显然不会赚钱的大书系，这除了说明他们的学术关怀和学术眼光，说明他们对民族文学的忧患精神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用钱理群教授的话说，他们这种眼光，这种投入，与“沦陷区作家当年的孤寂的文学创造，以及今天的研究者的同样孤寂的重新发掘，都是一种精神火炬的传递”。（《沦陷区文学总论》）有了这样的精神火炬，还有什么样的沦陷区，我们不能光复呢？

百年一老舍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旧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即1899年2月3日，星期五，刚刚屠杀完戊戌六君子的满清朝廷正在祭灶*祷灶王爷到天上别弹劾他们的那些丑事，好让他们再统治大清帝国一百年二百年之时，在北僉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一位正红旗的满族妇女忽然昏迷过去——她生下了满清文化最优秀的挽歌手，中国市民社会最杰出的摄影师，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老舍。

老舍的价值是超时空、超党派、超雅俗的。20世纪30年代他从海外一回国，就是公认的“笑王”，随后迅即跨入一流小说大师的行列。抗战期间，他是国共两党一致推举的文协主任。50年代，他热情歌颂共产党，热情歌颂新社会，今天看来，却一点也不显得极“左”，因为他不是用自己的舌头在歌颂，而是用自己的心灵在歌颂。当他所歌颂的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坍塌时，他既不“转向”，也不“忏悔”，而是像中外圣贤共同推崇的那样，用生命承担了别人所不愿承担的道义。

有些人喜欢给作家排座次，可是大多数作家的座次总是排不定。有人排鲁迅是小说家第一，便有人说鲁迅没写过长篇，而且《阿Q正传》属于通俗文学；有人排茅盾是长篇小说第一，便有人说茅盾是主题先行，概念化；有人排沈从文的小说最美、最永恒，便有人说沈从文的病句一大堆，而且虚伪、做作、色情狂；有人排金庸超越雅俗，举世无双，便有人说金庸是宣扬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