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目中的碑林。新文学经过八十多年的呐喊、彷徨、沉沦、日出，早已在大众心中树起了一座座无形的丰碑，“新文学碑林”恰是这些无形丰碑的外化。这些碑还需要我们“时时勤拂拭”，让它们在21世纪这艘陌生的巨轮上，为我们导航。

七七事变61周年，小暑

略说《万象》的广告

《万象》是上海沦陷期间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份通俗文学期刊，从中的确可以看出上海社会的人间“万象”，这一点在它所登载的广告上也很有几分表现。

《万象》的广告五花八门，涉及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登载的有香烟、布匹、呢绒、医药、补药、疗养、酱油、味精、麦乳精、药皂、煤球、铅笔、张裕葡萄酒、八折售书、跑马彩票及电影广告等。从这些广告，可以隐约想象到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

香烟广告在今天是被禁止的，而在那时却占据很突出的地位，版面设计和广告用语都很讲究。这是因为“香烟”在那时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广告画面上的吸烟者均为风度翩翩的绅士或姿态优雅的美人，而且烟雾往往被特意渲染，颇富诗意，让人想起郭沫若高声赞美大烟囱里冒出的朵朵黑云。另一方面，广告所宣传的香烟均为国产，隐隐有一点与洋烟相抗衡的民族工业意味。

现在许多报刊上告诫人们要少用乃至不用味精，而那时的广告语却视味精有如仙丹，仿佛一加“味之素”，木头也会变鸡块一般。让人想起今日电视上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各种药物和补养品的广告商业味甚浓，有时带一点暗示的挑逗，反映出社会生活颓靡的一面。至于布匹、呢绒等，多是强调结实耐用，显然是针对普通工薪阶层的。煤球广告今日看来似乎“土气”，而在那时，相对于炭火盆来说，煤球炉的时髦程度也许不亚于今日的电暖器。

《万象》上曾有电影《家》的广告，号称是：“十大导演集体合作，四十位大明星联合主演。”好一副“巨片”口吻。

用电影明星做广告，那时也有了。比如有一种“银星”香皂，就专门请大名鼎鼎的影星顾兰君亲笔签名推荐。若在今日电视时代，她一定会冰绡半掩，回眸一笑说：“我只用银星！”

《万象》也给自己做广告，标榜说：“图文精美，集合全国名作家之著作。”这倒也不算太吹牛，《万象》的质量确乎是上乘的。

《万象》也帮其他报刊做一点宣传，如有一次为《力报》广告说最近添载冯蘅的《大学教授》，系《大学皇后》的姊妹篇。报刊之间互为宣传，今曰亦然。

很有趣味的是一种文人卖字卖画的广告。例如有一则为：“孙了红画，陈蝶衣书，鬻扇，五十页为限，每页五十元，扇面自备，二星期交件。”孙了红、陈蝶衣均为著名作家，但却以此方式“创收”，可见他们生活条件很不如意。后来果然孙了红贫病交加，《万象》为他募捐，还举行了电影明星照片义卖来为其付医药费。

《万象》发广告从文字到图画都十分讲究，透过今日微黄的纸页似可看见当年的繁华。它的销售量很大，“读者不仅遍于知识阶级层，同时在街头的贩夫走卒们手里，也常常可以发现《万象》的踪迹”。读者劳累一天，手执《万象》灯下消遣，那味道就如当今晚间看电视一样。只是电视中的广告你不看也得看，常常反客为主，至于谈到语言的规范、画面的雅致，那就更不如《万象》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后文字时代”罢。

迟到的光复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八年抗战惨胜，沦陷区河山光复，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情，那种“白日放歌须纵酒”的欢庆，那种“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归心，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定格于发黄的史册，成为一张张供人留恋的老照片。

然而，政治上、军事上的光复，还不等于文化上、精神上的光复。由于中国固有的道义伦理观念，“沦陷”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接近于“失节”。因此，沦陷区的文化产品，天然地就要在国统区、解放区面前低下它们羞耻的头。几十年来，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在我们的文学史中长期是一页空白，沦陷区的作家文人对自己的那段创作心惊肉跳，讳莫如深，只要没被定性为“汉奸文人”，就已经慨叹万幸，哪里还敢侈谈什么“沦陷区的文学”呢？

但任何一段历史都不会永远沉默，任何一颗珍珠都不会永远蒙尘。近年来，一批正直无畏的学者，向“沦陷区文学”这片雷区发起了大面积的探险，取得了一系列拓荒开路的成果。日前，广西教育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以钱理群教授挂帅的一批北大学人编选的《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不但是沦陷区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纪念塔。它体现了对沦陷区正直作家和善良读者的充分肯定和尊敬，它是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对沦陷区全体人民精神上、文化上的“迟到的光复”。

如果认为一经沦陷，就百无可谈，那显然是用一种固定的僵化的眼光去看纷繁变化的大千世界所得出的虚无主义的结论。沦陷，改变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语境，文学当然要变体以生存，以发展。奋起抵抗固然可歌可泣，但不奋起抵抗或者消极抵抗也未必该杀该剐，因为文学不同于军事。军事上还要讲究虚实进退，文学、文化更有其特殊的战斗和抵抗方式。即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