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某种时装的流行，一场时装的表演，经常会成为焦点话题。由于反对者的强大，经常需要把一种普通的衣着观念上升到深奥的形而上的美学哲学层次才能晚住人。这又导致后来人们出于逆反心理的胡闹调侃。80年代后期，“比基尼”一词开始流行，人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这无可再减的“最经济”时装。有好事者呼吁大家都来穿比基尼，说这是最有力的性启蒙和“实践美育”，还有不负责任的小报说比基尼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象征，结果受到读者来信的严肃批评。从“貂裘换酒”到比基尼上台，中国妇女尽情展示了她们的满园春色，虽然每一个时代的花色不一，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主旋律，那就是用时装来争取、来配合、来表现妇女解放。不过当妇女们以为她们已经获得了解放之时，她们却好像有点“不知道该穿什么好了”。

万紫千红都是春？

一转眼到了世纪末，中国妇女经过百年抗争，终于贏得了亘古未有的胜利果实。她们现在可以让男人做饭洗衣看孩子，可以干活比男人少而挣钱比男人多，可以对丈夫打打骂骂推推搡搡，可以拒绝履行妻子的法律义务或者在履行此项义务时向丈夫收取tt钟点费”，可以对男朋友始乱终弃或者对别人的男朋友贼忒兮兮，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必依靠某类特殊的衣饰来换取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世纪末的女人们在穿衣问题上真正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她们可以着男装，着女装，戴头巾，戴草帽，系领带，系袜带，穿花鞋，穿草鞋，露肚挤，露腰眼，挂胸针，挂项链，可以穿裙子而不穿裤衩或者穿裤衩而不穿裙子，可以左脚蹬马靴而右脚踩拖鞋或者左腿裹着牛仔裤而右腿赤裸上写“我爱克林顿”。这些权利和风采都是令男人望尘莫及，莫名其妙，莫衷一是，默默无语两眼泪的。一个男人，再也无法预测他的女同学、他的女同事、他的女同居明天早晨会穿个啥。男人终于明白了，蒲松龄老爷爷为啥郑重其事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写下那篇永垂不朽的名作《画皮》，原来女人的本质就是画皮鬼呀！

女人们生命不息，画皮不止，于是才有了百年千年万年的画皮史。一百年来，无数仁娃志女，抛画皮洒热血，才换来今日这万紫千红、自由画皮的好时光。然而回眸想想，奶奶婶婶姑姑嫂嫂姐姐们的奋斗，就仅仅是为了让小妹妹们整天描眉画眼，描肉画皮么？女同志们，你真的以为你是完全生活在幸福之中么？请你抽空意识一下这一点吧。万紫千红未必都是春，天桥上展示的未必都是美，大街上流行的未必都要当真。秋瑾、丁玲、张爱玲，她们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她们有没有独特的衣饰，而在于她们拥有独特的思想，独特的心灵。一个民族有许多这样的女人，不但是女性的骄傲，也是男性的荣耀。也许有一天，男人的衣服也会成为观察历史的一个小小舷窗吧。

本世纪最后一个三八节有感

伟大的二重性格鲁迅精神一解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决不是亵渎，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近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合体，正在被重新认识、重新雕塑。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我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鲁迅体内交织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另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亲，却装上了假辫子。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题给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似的退还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搞艺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挞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