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实际上是以无数个局部的矫枉过正来与其结果的互相消长达到整体上的本质稳定和海绵体的良性膨胀。这个过程就是无数个两极对立和总体上由渐进而渐变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看到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而又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原因。鲁迅在其性格各个侧面的种种矛盾的推动下，整体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时代的制高点，最后成为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民族文化战士。他的性格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高峰。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其种种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消长。因此，他的二重性格决不能妄谈为无一定之规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为个人利益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二重性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因此，我们说这种二重性格是伟大的。这一伟大性直到今天还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要承认，无论“黄金世界”何时到来，鲁迅永远不会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经沦浸到我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了。

现代派诗歌的东方色彩

何谓现代派，不去管它——个名目越下定义就越定不住它的义，最后反而以乱哄哄的眉目淹没了原来好端端的名目——反正是指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那么一伙子诗人写出的一堆有那么一股子独特气味的诗。气味独特在何处？也可换句话说与先前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有何不同？一言以蔽之，曰：东方色彩。

五四文学革命，枪毙了旧体诗。新诗向何处去？先是穿起了白话的外衣。然而，光凭一剂白话药，并救不了诗的命，“大黄月亮真好看”算不得诗！自家的衣钵既已毁弃，异域的香火自然分外诱人。于是歌德海涅惠特曼、拜伦雪莱泰戈尔纷纷光临，一时间高朋满座，浪漫主义诗歌几年内在中国跑完了西方几十年的路。稍后，李金发等人又将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仑这一路象征主义大师奉为上宾，刻意仿效。中国新诗贪婪地吮吸着西方的乳汁，而西方本身的推陈出新也正源源不断，象征主义、后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先锋派、意象派……令人目不暇接。在各种外国现代派的蜂拥浪激下，中国现代派诗歌在象征派发展的末期诞生了。它的基调是西方的，但是它的色彩却闪耀着东方的光泽，它的意象中结合着意境，旋律里潜藏着韵律，尤其是诗体建筑的“软件”中，充斥着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基因。凭借这样的东、西方双向的美学追求，现代派诗歌登上了30年代诗坛艺术的高峰。

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这一批诗人，具有颇为深湛的古典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