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火的光映在粗陶茶碗的釉面上，反射出几点微弱而跳动的光斑。外患的阴影如冰冷的潮水漫过心头，让先前关于文明、生存、性别的种种思辨，都蒙上了一层现实的严峻色彩。在沉默中，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出来：当炮火撕裂天空，当牺牲成为日常，当饥饿与恐惧如影随形，是什么力量，能让千千万万个普通的、甚至曾是麻木的“人”，坚持战斗，坚持希望，坚持去书写那个或许永远无法完美的“人”字？

卢润东将已经冰冷的茶碗放在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碗沿粗糙的缺口，仿佛在触摸某种无形的脉络。他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彻夜未眠的沙哑，却又异常清晰：

“靠利益吗？打土豪，分田地，让耕者有其田，让工人有工做，生活得到改善，这当然能吸引人，凝聚人。但利益是会变的。更优厚的利益诱惑可能到来，艰难困苦可能消磨最初的热情，当牺牲远大于眼前所得时，利益的算计就会动摇。靠恐惧吗？严明的军纪，无情的肃反，对叛变者的严厉惩处，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行为。但恐惧催生的是麻木、是隐瞒、是阳奉阴违，甚至在压力达到极限时，会引爆更危险的背叛。靠亲情乡情？血缘和地缘的纽带确实有天然的凝聚力，‘保家’常常是‘卫国’最直接的动力。但这格局终究有限，难以抵御大规模、长时期的浩劫，也难以升华出更高远的目标。”

他抬起头，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众人疲惫却专注的脸：“那么，在利益、恐惧、亲情之上，还有什么？是什么能让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为了保护不是自己家乡的村庄而献出生命？是什么能让一个刚刚摆脱童养媳命运的女子，在危险的战地医院里日夜不休？是什么能让一群衣衫褴褛的战士，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死战不退？我想，那应该是一种……信仰。”

“信仰。” 任培国轻声重复这个词，镜片后的眼睛亮了起来，仿佛这个词本身就能带来热量，“一种超越个人得失、家庭祸福、甚至眼前生死祸福的崇高信仰。相信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不仅仅是求一口饭吃、一块地种，而是正义的，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让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机会的新世界。这种信仰，不是对虚无神灵的跪拜，而是对一种可能更好的未来社会图景的坚信，以及为实现它而奋斗的坚定意志。它能给人不可思议的勇气、韧性和牺牲精神。”

邓总缓缓点头，他的思路总是能将最抽象的概念拉回坚实的地面：“但光有对未来社会的抽象信仰还不够，容易变成空中楼阁，或者被曲解成另一种形式的‘迷信’。这种信仰必须和我们脚下的土地、身边的同胞、每日的生活、切身的感受紧密相连，有温度，有触感。要让大家明白，信仰不是寺庙里的泥塑木雕，而是体现在‘打倒了欺压咱多年的王扒皮，咱们能自己当家做主’的扬眉吐气里；体现在‘上了夜校，终于能看懂孩子来信，能给前线丈夫写句话’的希望里；体现在‘官兵平等，连长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负伤了首长亲自抬担架’的尊严里；体现在‘妇女能上台说话、能当干部，不再只是生孩子的工具’的进步里。是这些一点一滴、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那个宏大的信仰变得可亲、可信、可追随。信仰因这些具体的美好而有了温度，而这些具体的美好，又因信仰的照耀而获得了超越个体的意义。”

罗亦农深以为然，结合他主政一方的实践经验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工作中，既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给人们一个终极的奋斗目标和高尚的精神归宿；又要大张旗鼓地讲‘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激发最广泛的爱国热情和危机意识；同时，还要扎扎实实地抓好‘办好咱们的合作社，让明年家家有余粮’、‘办好村小学，让娃娃们都念上书’、‘修好这段水渠，解决春灌难题’这些具体的目标。把那个看似高远缥缈的宏大信仰，分解成一个个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实现的阶段性目标。让群众在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改变的力量，体验到集体的温暖，看到未来的希望，从而一步步地，从相信‘这件事能成’，到相信‘这帮人能干成事’，最终内化为‘这个主义、这个道路是对的’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潜移默化、层层递进的认同过程。”

聂总从军事角度补充，语气沉稳有力：“军队尤其如此，也尤其关键。革命军队不能只是一支知道‘为谁打仗’的武装，更必须是一支深刻理解‘为何而战’的队伍。军队的政治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信仰的‘造血干细胞’和‘输送管道’。通过诉苦运动，让战士明白旧社会如何将‘人’字写歪，激发阶级觉悟；通过立功创模，树立为信仰、为人民而战的英雄榜样；通过严明的群众纪律和军民一家亲的教育，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日常行为；通过形势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将眼前的战斗与长远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把‘保家卫国’、‘为人民求解放’的信仰，不是通过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这些鲜活的方式，一点一滴地融入战士的血脉，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和不可动摇的意志。”

陈赓听着，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感慨和恍然的神情。他抓起碗想喝酒，发现早已空了，只好放下，粗声说：“有时候，在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