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渭北平原，麦穗初黄。泾渭分明往西十里地位于渭河南岸老鸦滩的公审大会现场。

由于提前几天通知今日召开公审大会，处理潘戴二人遇刺的主谋。因此从清晨鸡鸣时分起，各乡各镇的百姓便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赶来。他们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挎着竹篮，篮子里装着昨夜蒸好的黑面馍馍——这是要赶一天路的干粮。河滩上就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甚至旁边居然有百姓摆摊做起了生意。

“让一让，让老婶子往前站站。”一个穿着粗布褂子的中年汉子搀扶着白发苍苍的老妪，在人群中缓缓挪动。老妪手里攥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布上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海棠花。

“这是潘干部去年冬天带额孙子看病时，留下给孩子额头降温的帕子。”老妪喃喃自语，浑浊的眼睛望着刑场中央那个木搭的高台，“那会儿娃烧得说胡话，潘干部背着他走了二十里夜路去武功县医院……”

周围的人群安静下来，许多人都低下了头。

太阳爬过东边的土塬，将金光洒在刑场上。八点钟整，一队穿着灰布军装、臂戴“护村队”袖标的士兵押着三名犯人走上高台。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徐恩曾的大侄子徐溪灿。

这个曾经在南京城里呼风唤雨的公子哥，此刻面色惨白如纸。他穿着绸缎囚衣——这衣服还是从南京带来的，在黄土飞扬的刑场上显得格格不入。他的脚镣拖过木板，发出刺耳的哗啦声。

台下的人群骚动起来。

“就是他！”有人喊道，“就是这狗日的派人害潘干部！”

“还有戴干部！戴干部在冀省被打中了左肺，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打死他！”

土块、烂菜叶如雨点般飞向高台。徐溪灿惊恐地缩着脖子，被士兵架着才没瘫倒在地。

卢润东站在刑场西侧的观察台上，沉默地看着这一切。他今天特意穿了件普通的深蓝色长衫，混在地方干部中间。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不知什么时候跑来站在他身侧，低声说：“卢兄，看来民心可用啊。”

“我华夏百姓从来都是这世界上最有智慧、最朴实、最勤劳的。”卢润东的声音很平静，“只要没人祸害他们，自然就能快速的崛起。”

负责司法审判的是高等法院新任命的法官，一个戴着圆框眼镜、一身靛蓝色中山装、一脸稚气的年轻人。他展开判决书，用带着关中口音的官话宣读徐溪灿等人的罪状：组织暗杀、贪污赈灾款项、勾结日谍……

每读一条，台下的百姓就发出一阵低吼。那声音不是整齐的口号，而是千百人从胸腔里挤出的、混杂着愤怒与悲痛的嗡鸣。像渭河汛期时河床下的暗流。

当读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人群突然静了。

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一个嘶哑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好啊……好啊……终于有人给两位干部报仇了……呜呜呜……”

这声音如同引信，点燃了压抑的情感。哭泣声、呐喊声、咒骂声混杂在一起，在五月的原野上回荡。许多妇女跪倒在地，朝着西边的方向磕头——那是军政总医院所在的方向。

卢润东转过身，对身后的警卫员说：“备车，去军政总医院。”

军政医院建在咸阳南毗邻渭河南岸，是由三座新建的六层医院大楼组成。医院所有的科室布局，都是按照卢润东的指点下规划的，庭院里种着从南方移植来的冬青树。卢润东的车队驶入院门时，正好碰上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推着器械车匆匆走过。

“卢先生！”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卢润东抬头，看见医院的付院长站在回廊下。这是陈赓帮卢润东在沪上找到的一个西医，主治内科。他43岁，一身干净利落的灰色中山装，只有通过他鬓角的白发和眼中的昏黄才能发现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来迎接他。

“你怎么还跑出来迎接了？”卢润东快步上前。

“刚好这会儿急诊没人，其他的病人都在住院部有人照料，所以我就出来迎迎。”付熠哲笑道，指了指东边那栋楼，“我从沪上又找了几个学弟过来，专门负责潘、戴二位干部的术后调养。治疗、养护，双管齐下。”

两人并肩朝病房走去。青石铺就的走廊两旁，坐着许多伤员。有些是护村队训练时摔伤的，有些是在抗旱工程中累倒的。他们看见卢润东，纷纷要站起来行礼。

“都坐着，好好养伤。”卢润东摆摆手，目光扫过一张张黝黑的脸庞。这些面孔大多年轻，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出头，眼里却有着超出年龄的坚毅。

潘忠汝的病房在最里头。推开门，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这位曾经在黄麻起义中冲锋陷阵的汉子，此刻正靠在床头，胸口缠着厚厚的绷带。他的脸色蜡黄，但眼睛很亮。

“润东！”潘忠汝想要坐直，被卢润东按住了。

“别动。”卢润东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感觉怎么样？”

“死不了。”潘忠汝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付院长说，再养两个月就能下地。就是这胸口老是痒痒，像有蚂蚁在爬。”

“那是伤口在长肉。”付熠哲上前听诊，“比上周稳多了，不过脏器受损，今后要忌烟忌酒，忌大喜大悲。”

潘忠汝苦着脸：“烟酒还好说，这不悲不喜可太难了。听说今天公审？”

“嗯，刚结束。”卢润东说，“徐溪灿已经伏法。参与刺杀的另外十几号人，一起毙了。”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窗外传来麻雀的啁啾声。

“润东，”潘忠汝忽然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