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一年年地，阶级体制变得不那么固定，显贵与平民的界限也不是不可跨越的了。“仅仅因为出身低下，就完全剥夺一个罗马人成为执政官的资格？还有公正可言吗？”19平民们质问道。最后，意见统一了，大家都认为那是不公正的。公元前36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予所有公民当选共和国官员的资格。此前那是显贵们的禁脔。现在，他们的特权只限于几个不很重要的祭司职位，人们承认他们与众神的传统亲密关系。对那些不得不跟平民们一道竞选的高贵家族来说，这也算得上小小的安慰了。

几个世纪过去了，那些名门望族渐渐消失了。还以朱利安族为例，在两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只赢得过两次执政官。显然，维纳斯后代的出身对他们没有太大帮助。朱利安族失去的不仅是政治权力，他们还搬出了空气清新的帕拉蒂尼山，栖身于某个穷人居住的山谷里。空气不再清新。他们原来的邻居们也逐渐搬到了贫民窟。苏布拉（Subura）曾经是一个小村庄，如今成了罗马最臭名昭著的城区。如沉入水中的大船，朱利安宅隐藏在窑子、小酒馆、甚至还有犹太会堂的后面，寂寂不显。

在罗马，出身显赫并不能保证什么。连女神的后代都住进了红灯区，显然，担忧失败后果的不光是穷人。对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每一个公民来说，人生都是一场不死不休的竞赛，都想要赶上乃至超越先辈的成就。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原则上，共和国只关心成就。事实上，罗马人认为，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就。不言而喻地，对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全部历史都朝着摆脱奴役、通往自由的方向前进，其基础就在于永不停息的竞争带来的动力。这种社会模式是优越的，因为罗马教训了各种别的社会。罗马人知道，如果他们仍然是国王或贵族集团的奴隶，他们不可能征服世界。“建功立业是所有人的心愿。一旦人们获得了自由，共和国的绩业将无可限量。”20最顽固的显贵也承认这一点。或许，上层社会仍然认为平民们是一群肮脏的乌合之众，浑身散发着臭味；但当他们抽象地谈到包括平民的罗马人时，后者其实被理想化了，身上的臭味也消失了。

诸如此类的伪善定义着共和国——不是作为派生出来的东西，而是它的本质。评判他们的政治制度时，罗马人只关心有效与否，不关心它是否有意义。只是在政府的某个方面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或者是不公正的，罗马人才会抛弃它。若非如此，罗马人就不会仔细地重新思量他们的制度，正如他们不会将罗马推倒重建一样。其结果是，共和国存在着众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罗马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拼盘城市。这种状况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正如罗马的街道组成了一个大迷宫，罗马人的公共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岔道”，令人迷惑，而且到处是死胡同。这是他们注定要走的迷宫。尽管共和国的竞争显得无序，规则还是有的——很复杂、很灵活，但不可冒犯。掌握这些规则是罗马人一生的工作，不仅需要天赋、能动性，也需要关系、金钱和空闲时间。这些规则所导致的后果仍是矛盾的。尽管罗马的确是注重功业的，但注重功业的倾向却把罗马变成这样一个社会：只有富人才可能投身政治生活。个人会变成伟人，古老的家族会衰落，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念却不会改变。

对于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含糊性。在法律上，罗马人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通过各种体制，他们可以选举执政官，颁布法律，向他国宣战。但共和国的制度像是一座镜宫，换一个角度来看，公众的权力很容易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这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不仅是外国人：“罗马人自己也搞不清他们的国家怎么回事。是贵族共和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21一位希腊学者说道。

变幻难断的不仅是公众的权力；即使最杰出的行政官候选人也毫不犹豫地、毫不脸红地讨好选民。无论对个人的形象还是对共和国的运作而言，竞选都是非常关键的。

决定谁能当选，当选什么职位，这是自由人的特权，尤其是伟大的罗马自由人的特权。罗马已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身处公众意见的浪潮之中，我们必须关心人们的愿望，抚慰它们，保护它们，在它们要反对我们前尽力讨好它们。公众可以决定将荣誉给谁。如果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必留在这里，不可能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可是，如果我们追求政治上的奖赏，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讨好选民。22

公众至关重要，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像所有的选民一样，他们喜欢被讨好。在共和国，“没有什么比群众更易变的了。他们的要求变化不定，整个选举制度都难以逆料”。23不过，如果说罗马政治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地方，那么，其中还有更多可以准确预言的地方。的确，是人民在选举，但只有富人才有希望当选。24富有也不是充分条件。罗马人具有非常势利的性格，倾向于投票给名声好的家族；对于关键的执政官职位，他们尤其喜欢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一条线地选下来，近乎麻木地“选出”一个“王朝”来。在罗马，有偏见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人。即使最穷困潦倒的公民也想不到要改变社会，他们只想改良它。罗马公民愿意接受不平等，只要能保留那种共同体的感受。很久以前，平民以阶级为基础发起暴动，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