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爆发了。萨谟奈人虽然长期克制着，但怨恨一直没有消除。萨谟奈山谷战事再起。山里的人们拿起了武器，就像漫长的罗马占领时期根本不存在一样。如前辈们曾做过的那样，他们迅速冲进了平原地带。罗马人事先毫无觉察，在坎帕尼亚也没有像样的军备。形势岌岌可危。整个那不勒斯海湾本来一直是宁静、闲散的，现在，一个个城镇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反叛者手中：色兰特姆（Surrentum）、斯特比（Stabiae）、赫库莱尼（Herculaneum）。诺拉远在内陆，因为它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反叛者最重要的成果。几乎刚刚把它包围起来，诺拉便投降了。反叛者要求当地驻军加入他们的阵营，被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傲慢地拒绝。他们被活活地饿死了。城市得到加固，并储存了大批粮食，成为反叛者的坚强要塞。

反叛罗马的不仅是萨谟奈人，诺拉的背叛也不是孤立的事件。维苏威山坡上的庞贝（Pompeii）距那不勒斯仅几英里远，也在第一时间加入反叛的行列。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一些部族和城镇多年来一直顺从罗马，现在也拿起了武器。反叛地区主要集中在亚平宁山脉一带，如萨谟奈那样多山和落后的地方。贫穷是反叛者长期以来的命运，贫穷也使他们积聚了对低地城镇的强烈仇恨。在反叛者攻占的第一个城市阿斯库鲁姆（Asculum），他们杀掉了所能找到的全部罗马男人。罗马人的妻子如不顺从，也会受到凌辱并被出售。

或许，这些暴行不过是落后的野蛮人报复心理的发作。农民的仇恨其实算不得什么，统治着意大利各个小国的寡头君主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煽动、利用了他们。罗马人的一贯做法是贿赂、抚慰同盟国的统治阶层，在过去成功地维持了意大利人的忠诚。富人、地主和有学问的人都属于这个阶层。然而，渐渐地，这些在同盟国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们疏远了罗马。原因有很多。服役的负担不成比例地压在他们肩上；根据罗马法，他们的地位低人一等。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的眼界开阔了，先辈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机会和权势展现在他们面前。意大利人不仅帮助罗马建立了一个帝国，还积极参与了对帝国的剥削。无论罗马军队开到哪里，意大利商人总是紧随其后。在行省，来自盟国的人同罗马人享有同样的特权，那些凄惨的行省人根本分辨不出，憎恨地把他们都称作“罗马人（Romaioi）”。可是，在海外成为特权阶级不仅不能满足来自盟国的人，反而使他们下定决心，在国内也要和罗马人平起平坐。在这个时代，罗马的权威已成长为世界性的，与此相比，它所给予意大利政客们的那一点有限自治权算什么呢？掌管一个地区的事务跟主宰世界的命运能比吗？

世界已经变小，普特里的诸多码头证明着这一点，它附近的诸多优雅别墅证明着这一点，意大利人的起义也一样。在同盟者军队中，多数人或许是在为模糊的地方荣誉而战，他们的领袖可不想回到罗马崛起前的地方主义。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并非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想的是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政府。战争一开始，领袖们便看中了考菲尼姆（Corfinium）。它位于意大利的中心，领袖们选它做新的首都，“它将取代罗马，为全体意大利人所有”。16为了让人们都明了它的象征意义，考菲尼姆和新的国家获得了同样的新名字，“意大利亚（Italia）”。他们发行了新硬币，建立了新政府。直到19世纪，加里波第才做出了又一次尝试，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

如果说模仿是讨好的最真诚形式，那么，至少对意大利亚的大多数领袖来说，反抗罗马并不是挑衅，而是一种微妙的欣赏姿态。从根本性的法律到新的硬币，意大利亚的一切都在模仿罗马。正如意大利人的愿望是成为罗马公民，虚弱的新国家想的也不过是成为另一个罗马。对普通的士兵而言，罗马公民权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虽然如此，仍有迹象表明，士兵们分享着一种同胞情谊，有时会削弱他们对共和国的不满。在同盟者战争的早期，罗马一支主力部队在意大利中部遭到挫败。幸存的士兵们感到很绝望，因为对手的装备和训练同他们一样好。在公元前90年的整个夏天，共和国军队一直进行着艰苦的阵地战，逐渐将反叛者的战线推后；到农业收获的日子临近，战争季节即将结束时，他们准备给对手决定性的最后一击。但到了双方排好队形、相向而立时，士兵们纷纷认出了对方阵营中的朋友，互相召唤着放下了武器。“紧张气氛消散了，战场上的人们像在过节一样。”士兵们互叙友情，罗马指挥官也跟对手见了面，讨论“和平以及意大利人对公民权的渴望”。17

当然，会谈并不成功。罗马人怎么可能在战场上向敌人让步呢？但是，他们能坐在一起谈判，已经表明双方都有悔意。最有意义的是罗马指挥官的身份。盖乌斯·马略（GaiusMarius）是共和国最有名的军人。尽管已经60岁了，坐在马鞍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自在，马略仍然有明星般的号召力。反叛者知道并敬重他，许多人曾在他的麾下作战。人们心怀感激地记得，马略曾独断地给予整个意大利同盟者的步兵（cohort）以罗马公民权，作为对他们勇敢作战的奖励。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