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在罗马，从没有任何东西以这种方式送给任何人。保持显赫地位靠的是成就，而不是血统。对一个贵族而言，生命或是无休止的苦斗，或者什么都不是。如果他不能获得更高级的行政官职务，家族的光彩会立刻开始褪色，更不用说失去元老院的席位了。如果连续三代人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成就，知道这个贵族名字的人便只剩下“历史学家和学者，而不是大街上的人，那些普通的选举人”。14因此，名门望族都很讨厌元老院的新来者。对竞选会计官资格的人，他们或许还能容忍，毕竟那是最低级的行政官；在更高级的司法官和执政官选举中，他们就没那么客气了。于是，野心勃勃的暴发户的任务也变得更加艰巨了。罗马人用“新人”一词称呼他们。虽然很渺茫，但新人也不是不可能脱颖而出。老的家族或许会在转弯处翻车，给新人一个超过他们的机会。选举的过程变幻莫测，有时候，天分的表现会优于已有的名声。无论如何，正像新人常常指出的那样，如果行政官是世袭的，选举还有什么意义15

马略就是一个从平凡走向辉煌的榜样。在军事生涯中，新人如果表现出色，他们能名利双收。罗马没有军事院校，没有门路的人难得有指挥军队的机会。军官通常由精于幕后活动的年轻贵族担任。若非出身世家，恺撒不可能赢得公民冠。然而，军事职务也有它的问题。长期的战争既能给新人带来耀眼的荣誉，也使他不得不远离罗马。对仕途上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代价。政坛新手或许在军团中服役一段时间，最好还能留下些可供炫耀的伤疤，但很少靠军事生涯出名。那是名门望族的禁脔。对新人来说，通往竞赛冠军——执政官的荣耀，后代加入精英阶层的机会——的目标最好是通过法律实现。

罗马人对这个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公民的含义是法律制度界定的，公民的权利也是靠法律保证的。他们强烈地为之自豪，这完全可以理解。在种种智力活动中，唯有法律领域让他们觉得有资格蔑视希腊人。罗马人不厌其烦地指出：“同我们相比，所有其他的法律体系都难以置信地混乱，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16早在孩提时代，男孩子便接受训练以掌握法律，专注程度比得上为战争准备所做的身体训练。在平民的职业中，元老们认为，只有法律工作才配得上他们的高贵身份。法律离政治生活不远，常常是后者的致命延伸。共和国没有设立公诉机构，一切案例都由私人提出。这把罗马的法律变成了仇敌间的出气孔。一场成功的官司有可能把对手淘汰出局。理论上，如果被告犯了重罪，对他的惩罚是死刑；实际生活中，由于罗马没有警察和监狱制度，被判有罪的人完全可以走上逃亡之路，可以在逃亡期间生活得很奢华，只要他及时准备好易于携带的财产。当然，他的政治生涯完了。不仅公民权被剥夺，如果他敢回到意大利，任何人杀死他都不会受到惩罚。对此，可能每个参加克瑟思的罗马人都有心理准备。行政官可以免于被对手起诉，但只是在任期内。任期一结束，他的敌人便可能猛扑过来。为避免被起诉，人们会用上各种手段，如贿赂、恐吓、进行卑鄙的幕后操纵等。一旦真的上了法庭，罗马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下流的伎俩都可以用，什么样的隐私都能恶毒地暴露，无论多么残忍的诽谤都说得出口。在共和国，一场官司比选举更像是生死之战。

由于对激烈争斗场面上瘾似的着迷，法律的实践为罗马人提供了另一个扣人心弦的运动场。普通公众可以随便观看案件的审理。广场中有两个常设法庭；有必要的话，其他的临时平台也能对付着用。“有品味”的爱好者总是有机会挑挑拣拣，选上一场旁听，起诉人则通过观众的人数衡量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罗马的官司中，表演艺术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细致地掌握法律条文反倒不太受重视，被看作二流头脑的讼棍技巧。人们都知道，“蹩脚的起诉人才需要学习法律”。17雄辩术是考量辩论天分的标准。起诉人需要调动人群的情绪，包括观众、陪审员和法官；他要让他们或哭或笑；营造喜剧场面娱乐他们；尽力打动他们；说服他们，迷惑他们，让他们从新的角度看问题。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应掌握的。人们说，罗马人宁愿失去一个朋友，也不愿失去一个大笑一场的机会。18对于当众表现强烈的情绪，罗马人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给被告的建议是着装应尽量肃穆庄重，尽量显得很憔悴；他的亲戚们要不时地哭出声来。据说，在马略的朋友当被告的法庭上，马略哭得非常动情，陪审员和主持审理的行政官都受到感染哭了起来，并很快宣判被告无罪。

对起诉人和舞台上的演员，罗马人用同一个词“actor”表示。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二者的社会内涵有很大差别，就技术方面而言则非常近似。苏拉去世后的10多年里，罗马最有名的起诉人是昆图斯·霍腾修斯·霍塔鲁斯（QuintusHortensiusHortalus），以善于模仿滑稽演员著称。和恺撒一样，他也是个花花公子。法庭上，他“会小心地、精致地整理长袍的褶边”，19并借手势和胳膊的挥动加强语气。他做得非常优雅，以至于在他出庭时，罗马的重要演员都会前来旁听，学习和模仿他的每个动作。和演员一样，起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