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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就是和自己有关的。
收音机也提供了我们大部分的娱乐,有时候我听《白银阿姨讲故事》,听她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天又一天,一个故事过后还有一个故事,彷彿永无止境。我们也爱听各种国语的或台语的「广播剧」,依音调的起伏而进入了各种情绪。「嗄,什么?十万元?十万元?我要去那里找到这十万元呢?」剧中人哭喊着,我们的心也纠结起来。一场戏剧隐藏一种人生,我们所有悲欢离合经验彷彿都从它而来;要不然,我们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太简单平凡了。
唱盘带来的则是各形各色的音乐接触,父亲还藏有许多早期的日语唱片,曲目包括了现在已经不容易听到的《台中州进行曲》;比较新的流行曲则有文夏、陈芬兰、和洪一峰;家里也开始听起国语流行歌曲,唱片也因而有了周旋、白光、葛兰等人的身影,而我第一次和姐姐去唱片行买唱片,买的正是夏台凤刚刚出道的唱片《泥娃娃》。
姐姐后来到大城读书,开始带回来古典音乐唱片,我们跟着听贝多芬、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沉迷在新发现的音乐世界中。有时候,在假日的早上,在阳光遍洒室内的时候,我把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放进唱盘中,黑胶唱片一圈圈跳起旋转舞步,唱头温柔的降落登陆,乐音响起,我站在客厅中央,闭上眼睛,让交响乐团的时强时弱的一波波乐音把我包围。我挥舞着双手,想像自己置身欧洲的音乐厅之中,指挥着一个看不见的乐团,但我立刻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乡下小孩,一种悲怆袭来,我奋力在簿本里写下零碎的诗句:「放一群鸽子飞出去,飞到我想去而去不成的欧洲。」我已经来到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时期了…。
是呀,这座木盒子留声机曾经如此地伴随过我己然消失的青春时光,多么像是凝固旧时记忆的一座相框。如果没有其他人要,我在电话里和母亲说,我愿意保有它。
我想要的还有其他充满家中记忆的东西,我又说:「还有家里那座老挂钟,还有家里那张红色圆餐桌和那些圆凳子,还有那些唱片,还有那只木头碗橱和那些老粗碗…,如果没有人要,通通留给我好了。」
老挂钟是外祖母留给妈妈的遗物,原木色的面板镶了黑色木框,上面是大号数字的钟面,下端玻璃窗可看见左右摆动的黄铜制钟摆,上紧发条后,走起来很有精神的嘀嗒嘀嗒,每半小时会敲钟一次,发出当当当轻脆的声响。挂钟虽然年事已高,但所有零件机械都还保养得很好,除了会愈走愈快,将军赶路一般,没有其他问题。它的钟响几乎不分昼夜地陪伴了我们有记忆的所有时光,我怎么舍得放弃呢?
红色的圆餐桌和伴随它的十二只板凳,是妈妈的嫁妆。那个年代,谁家都有一张红色的圆餐桌,但我还没看过有谁家的餐桌好过妈妈的这一张。上好的木头,重量就比一般餐桌沈得多,搬动的时候就感觉到它的厚实,连凳子都比别人重了许多;漆色也与众不同,虽然也是暗红色,但又透着一种艷彩,已经几十年了,擦干净时还会闪闪发亮,好像新的一样…。
唱片指的是父亲留下来的日本唱片;碗橱也是用了几十年的木制品,有纱窗拉门那种,现在没得见了;粗碗也是外祖母时代留下来的…。
「拉叽欧已经不在了。」拉叽欧是Radio的日文发音,妈妈的意思是那座留声机兼收音机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像是晴天霹雳,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哥哥说要换音响,那只拉叽欧太旧了,就把它丢了。」妈妈在电话那一头说,她好像没有感觉到损失,也许她觉得新东西比较好。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恐怕已经半年了。」
我感觉焦急起来,在我没有回家的时候,家里并不是静止等待的,它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旧东西会消失,记忆将不存。我急忙跟母亲说:「星期天我就回来整理家里的旧东西,我也会整理爸爸的东西,在我没回来以前,你先不要丢任何东西…。」
到了周末,我依约驱车赶回乡下老家。进到家里,客厅和房间已经都是四壁空荡荡的凄凉模样,空气中瀰漫着翻动旧衣橱特有的霉味,卧房裸露出床架,衣柜的位置也空了,留下墙壁上一个灰尘框住的空白,只有厨房和餐厅还有一点「继续营运」的人烟迹象,妈妈显然是已经打包多时了。东西收拾过,大件家俱綑起来,杂物则装入纸箱,东一堆西一堆散放在客厅和房内的中央。
妈妈看我回来,也不多说,指着客厅一个角落说:「那些是帮你留下来的东西。看看你还有没有要些其他的?」
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得出角落里有一个最大件的圆形物体,用旧衣物綑包成一团,那应该就是家里那张古董红桌的圆桌面了,它的十字型脚架已经收起来,另外綑成一包。旁边一个正方体,也用衣物包起来,应该是家里旧有那个双层纱门的碗橱。地上一个小长方型物体,也用布包着,看大小应该是家里的祖母挂钟。旁边还置放了一些包装好的东西,加上几只零星的纸箱,看不出装了什么东西。
「爸爸的东西呢?」我问。
妈妈领我走到通往厨房的走道,走道墙边零乱放了些东西。妈妈说:「我还没收拾,也不知道你要些什么。」
地上一只纸箱,妈妈从里面一捞,拿出父亲的西装和皮鞋:「伊的西装和皮鞋你要吗?」
西装当然是太旧式了,也没有人穿这种的样式了,我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