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铝制水壶和塑胶茶杯，倒出来是温吞吞淡滋味的琥珀色茶水…。那是一个还体贴着风尘过路人、担心陌生人口渴的纯朴古风、善良无争的纯真年代。

那时候我也只是个张望者，也许才六岁，坐在绿色纱窗前，正安静地盯着远方张望，看着因为天亮而逐渐甦醒的世界。那是小镇上一条通往县城的沈默道路，但我知道这淡静的街道很快地将会变得活跃起来，一开始极可能是一辆急驶的摩托车，一位带着口罩穿着雨鞋的男子，载着切成对半的半边猪身，猪皮上印满紫蓝色的屠宰税章，快速往南投方向驶去；不久之后会有第二辆摩托车，载着另一半猪身疾驶而过，然后是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第六辆，中间或许穿插着轰隆隆的卡车…。

我不记得身后有什么音乐伴奏，六○年代对我犹如美丽的风景画片，没有戏剧，没有情节，静止的，沈默的，无争的，一张一张翻过去。我还也没有能力对那个世界有任何冲击，我的存在也没有任何重量，我的存在和不存在一样。一个小孩在乡下，只有乌鸦在电线杆上歪头看着你，你只能默默吃饭，默默行走，默默思索，默默长大。

但时间毕竟是流动的，世界是旋转的，你的思想与身体也一点一滴起着变化，背后的确流动着某些乐音，注释着你的成长。就好像「披头」（Beatles）当中斯文内向、不多话的双鱼座吉他手乔治．哈里逊（George Harrison, 1943-2001） 在〈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1968）里唱着的：

我看着世界，注意到它在旋转

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

每犯一个错，我们总学到教训

我的吉他仍旧温柔哭泣

I look at the world and I notice it's turning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With every mistake we must surely be learning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悄悄地六○年代翻书般的过去，七○年代已经到来。我不再是困住在乡下、不知如何是好的小孩，我是一个在城里读书的愤怒青年。头皮上的头发和头皮下的想法都大剌剌地怒张着，好像挑衅着这整个世界。世界也不再对我无动于衷，大人们错身而过时忍不住侧目斜看着我，掩不住内心不以为然的态度；训导主任阴沉地要我到办公室见他，对校刊中发表的文章给他一个解释；军训教官则指着我不符规定的头发和鞋子用山东乡音大发雷霆：「看看你，你这成什么样子！」

这当然也是乔治．哈里逊早已预见的事，他在歌中紧接着又唱着：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误入歧途

你也曾被拦阻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上下倒悬

一个警告也无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diverted

You were perverted too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inverted

No one alerted you.

伴奏的音乐还在身后轻轻唱着，它预言着我以及其他年轻人的命运。我来到城里，先是到了台中，然后才是台北。台中市里座落在学校旁边的美国新闻处，本身就是一个英文书的图书馆，库藏也许不算非常丰富，对我来说却已经是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它借书慷慨俐落，没有任何扭捏作态的规定。我捧着这些印刷装帧精美、透露着富国强国气息的厚重书籍，耽读当中各种艺术史、戏剧史，以及社会理论，还有众多美国的文学作品。我勉强和那些妖魔英文句子搏斗着，似懂非懂地和一种陌生语言打交道，有时候是理解，多半时候是对异国的想像。但这已经太够了，知识的好奇之门一旦打开，没有人能够拦着你了。

台中对我来说有无数的启蒙，也结识了许多足以让我终身怀念的友人。启蒙的来源可能是拥有无尽宝藏的图书馆、带来远方艺术表演的音乐厅、性格奇特的怪老师（长像怪诞的音乐老师，每天幻想着自己是贝多芬，批评日本不算是伟大的国家，因为他们还没有柴可夫斯基），有时候甚至是生活型态完全不同的同学（父亲在美军基地工作，早上起来会淋浴、漱消毒水，还坐在餐桌前用刀叉「锯」着两颗荷包蛋）…。

但很快我就来到台北，开始学吉他，听着英语的美军电台。远方的越战带来混合矛盾的讯息，一种是英勇美军对抗邪恶共产主义的正义价值，另一种是反战、反美国帝国主义行径的反省与思潮，我艰难地咀嚼并吞咽这一切，试图把它们变成养分，构成一个全新的人。

有一个四月天，清晨灰蒙蒙的，我爬起来听到广播消息，越共军队已经推进西贡城，心里觉得失落，不知如何看待这些正在旋转颠倒的时局。不一会儿，我的越南侨生好友冲进我的宿舍，抱着我埋头痛哭，他失去父母兄弟的连系，也已经无家可归了。

我知道我们都有些苦楚，我们已经变成大人，我们得自己面对这个世界。音乐也持续唱着：

这把老吉他教我唱情歌

它教我如何笑与如何哭

它引介我得到若干好友

也点亮生命中某些时光

助我度过若干寂寞夜晚

哦，寂寞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