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尾龟藏久久没有反应过来，脑中还回荡着“当街抢劫运钞车”这几个字。

直到犬养次郎连喊几声，他才如梦初醒，猛地一拍桌子：“回太原！”说完便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

……

从汾阳到榆次县城，不过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汽车沿着公路前行了约莫十五公里，便看见孙铭和王根生坐在路边的一座凉亭里，正悠然地乘凉。

就在这时，他们也注意到了迎面而来的运钞车，以及车上的王彦和魏大勇。

两人立刻从石凳上站起，快步走出凉亭，孙铭一边走，一边悄悄地指向旁边的一条岔道。

魏大勇见状，毫不迟疑地转动方向盘，将运钞车驶入那条岔路。

岔道两侧是成片的苹果园，果树枝叶繁茂，青翠的果实挂满枝头。

运钞车驶入果园后，又转了个弯，彻底消失在视线中。

再往前没多远，便见王喜奎正靠在一棵苹果树下休息，身边拴着六头骡子。

看到运钞车驶来，他一个翻身跳了起来，警惕地张望，待看清是王彦和魏大勇之后，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队长，和尚，你们可算来了！”

这时，一个黑影从旁边的树上轻巧地跃下——是野坂宽澄。

原来他一直在树上放哨。

王彦一脚踹开车门，跳下来吩咐道：“快，把麻袋拿上来！”

王喜奎和野坂宽澄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麻袋搬了过来。

王彦又“哐当”一声打开后车门，露出里面一排排整齐的钱箱。

这些钱箱是特制的，每只都能装下五十万纸币，虽然看起来不大，但分量不轻，形状也不便于隐藏。

“别管箱子了，全部倒出来，装进麻袋！”王彦边说边跳进车厢，把钱箱一个个扔下来。

魏大勇、王喜奎和野坂宽澄则逐个打开箱子，把里面的钱迅速塞进麻袋。

正在他们忙碌的时候，王根生也赶了过来，而孙铭依旧守在路口负责警戒。

五个人没花多少时间，就把五十二个箱子中的两千五百万伪币和一百万日元全都装进了麻袋里，足足装了十几袋。

装完钱，王彦又让魏大勇把运钞车开到果园深处。

不久后，魏大勇兴冲冲地跑回来报告，说在果林深处发现了一口池塘，他已经把车开进了水里，短时间内鬼子根本找不到。

接着，王彦让王根生去把孙铭也叫回来。

随后，六人换上事先准备好的衣服，转眼间便成了一支商队的随从和马夫。

王彦和魏大勇穿上了瓜皮帽和讲究的杭绸长衫，其余四人则穿着短打对襟褂子，像是随行的伙计。

这让魏大勇很是得意。

六人各自骑上一头骡子，十几袋钞票分别挂在鞍后。

那十公斤的黄金也被分成六份，每人随身携带一份。

一行人从果园东侧绕上另一条大路，继续前行。

王彦一边骑马一边问孙铭：“孙铭，这六头骡子你是怎么搞来的？”

孙铭淡淡一笑：“是从一个养骡场悄悄牵出来的。”

“还好没出什么大事。”王彦开口说道，“这些东西是偷偷带出来的，一时半会儿他们也不会察觉。

但如果你们是抢来的，那咱们现在可就麻烦了，只能赶紧逃命！”

转上向东的大路没走多久，就碰上了第一个检查哨卡。

孙铭几个人立刻紧张起来，毕竟现在他们手无寸铁，身上却带着这么多现金，真要动起手来，吃亏的可是自己！

王彦低声安抚道：“别慌，都冷静点，听我安排。”

话音刚落，他便骑着骡子，若无其事地率先走向哨卡。

一名伪军排长迎上来，高声喝问：“站住！干什么的？”

“佬縂，我们是做小买卖的，收了些烟叶准备回保定。”王彦一边说着，一边悄悄递过去一根“小黄鱼”。

这种时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只能破点财免灾。

伪军排长眼睛一亮，迅速将钱塞进口袋，脸上露出心照不宣的表情，低声问道：“里面装的该不会是烟土吧？”

王彦压低声音：“佬縂英明，下次回来我再给您备一份厚礼。”

“那我可等着了。”伪军排长笑了笑，转身对旁边的鬼子兵说：“太君，这几人是良民，不是抗日分子。”

“哟西。”鬼子点点头，示意放行。

几个伪军士兵随即搬开路障，王彦等人便大模大样地走了过去。

刚过哨卡没多久，岗亭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伪军排长进去接了个电话，随后又出来对鬼子兵说：“太君，宪兵队刚刚下令，让我们注意一辆奔驰厢式运钞车和两名曰本侨民。

如果发现类似目标，必须立刻拦下。”

“明白。”鬼子应了一声。

……

等八尾龟藏赶回太原时，已是傍晚。

此时，日军宪兵队发出的通缉令，早已传达到太原周边一百公里内的所有据点和关卡。

可惜，直到日头西沉，依旧没有一点线索。

看到八尾龟藏匆匆走进来，宪兵队长桃井太郎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宪兵队与特高课之间的关系一向复杂。

从组织上来说，特高课属于宪兵队管辖，但实际运作中，他们只听命于内务省本部，宪兵队根本无权干涉。

更糟的是，一旦特高课出了事，往往都是宪兵队来收拾烂摊子。

比如这次龙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运钞车被抢，恐怕又得宪兵队来替他们背锅。

毕竟，银行被劫属于治安问题，这责任自然落在负责治安的宪兵队头上。

一想到这些，桃井太郎就气不打一处来，冷冷地说道：“八尾君，你干的好事！”

“桃井君，现在说这些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