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笑。

“电线杆，用水泥预制。咱们有水泥厂，自己造。”林默走到地图前，“电线，铜不够，用铝线替代。铝的导电性差些，但粗一点能补偿。变压器……”他顿了顿，“先从重要厂矿调剂，同时抓紧建变压器厂。”

“那老百姓怕电呢？”有人问。

“咱们派人下去，一个村一个村地教。”林默说，“教他们怎么用，怎么防。还得编个顺口溜，好记。”

散会后，天已经黑透了。林默没回办公室，而是走到大楼天台上。哈尔滨的夜景在眼前展开——星星点点的灯火，比起现代都市微不足道，但每一盏灯，都是一个家庭的光明，一个孩子可以在灯下读书，一个妇人可以在灯下缝补，一个老人可以在灯下抽一袋安稳的烟。

更远处，是尚未通电的乡村，沉在黑暗里。但林默知道，用不了多久，光明会像水一样流过去，流进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

夜风吹来，带着江水的湿气。他想起在现代看过的一张老照片：五十年代初，一个偏僻山村第一次通电，全村人聚在唯一一盏电灯下，仰头看着那团光，表情像在看神迹。

那时他只觉得是段历史。现在他知道了，那光是需要人翻山越岭去架的线，是需要人一根根去埋的电线杆，是需要人一遍遍去讲解的安全知识。光是具体的，是有重量的，是无数人用肩膀扛进深山的。

五、课堂与未来

二月二十日，东北工业大学的新教室里，黑板擦得发亮。上面写着一行复杂的公式，关于金属疲劳强度的计算。讲台下坐着三十多个学生，年纪从十八九到三十出头不等，清一色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但眼神都专注。

他们是“先进制造技术”专业的第一批学生，都是从各个工厂选拔出来的青年技工。此刻，他们盯着黑板，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移动，生怕漏掉一个字。

讲课的是位老教授，姓陈，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怕学生听不懂，每讲一段就停下来问：“听明白了吗？”

大多数时候，学生们点头。但也有听不懂的，就举手。一个来自鞍钢的小王站起来，问：“陈教授，这个应力集中系数在实际加工中怎么控制？”

问题很具体，陈教授眼睛一亮，详细讲解起来。他不只讲理论，还结合自己在德国工厂的见闻，讲实际案例。学生们听得入神，连下课铃响了都没人动。

课间休息时，小王和几个同学凑在一起讨论刚才的内容。他们说话时手上比划着，好像在操作无形的机床。有个同学从怀里掏出半个窝头，一边啃一边看笔记。

“慢点吃，别噎着。”林默不知什么时候来了，拎着一壶热水。

学生们忙站起来。林默摆摆手，让他们坐，给每人倒了碗水。“学习紧张，更得注意身体。”

小王接过水，不好意思地笑笑：“就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在厂里的时候，觉得自个儿手艺还行。来这一听课，才知道不懂的太多了。”

“所以才要学。”林默在他旁边坐下，“以前咱们是知其然，现在要知其所以然。知道了为什么，才能改进，才能创新。”

他环视这些年轻人。他们脸上有工装留下的油渍，手上有老茧，但眼睛里有光。那是求知的光，是想把事做好的光。

“你们学成了，要回去教更多人。”林默说，“一个人手艺好，顶多出一批好零件。一群人懂了原理，能改进工艺，能设计新机器。这才是咱们搞工业的正道。”

下午是实践课，在学校的实习工厂。这里有几台旧机床，学生们轮流操作。小王上车床时，手法熟练，但陈教授在旁边看着，不时指点：“进刀量可以再大点……这里转速调高……对，就这样。”

铁屑飞溅，在阳光下闪着光。机床的轰鸣声里，陈教授对林默说：“这些都是好苗子。苦过，知道不容易，所以肯学。你看小王，昨天问我借高等数学的书，说要补。”

“能跟上吗？”

“吃力，但肯钻。”陈教授感慨，“我教了这么多年书，这一批学生，最让人心疼，也最让人欣慰。”

离开学校时，天飘起了小雪。林默走到校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教学楼里灯火通明，那些窗户后面，有多少个像小王一样的年轻人，在灯下啃着难懂的知识，想着怎么让机器转得更好，怎么让国家变得更强。

雪落在他肩上，很快化了。他想起自己读大学时，也常在图书馆待到闭馆，走回宿舍时，路上已经没什么人。那时想的是前程，是出路。而这些年轻人想的，是更沉重也更光亮的东西。

六、病床与新生

二月二十五日，哈尔滨中心医院正式接诊。这是一栋三层楼房，白墙红瓦，在阳光下显得干净明亮。一大早，门口就排起了队——有扶着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捂着肚子的汉子。

院长姓苏，五十多岁，戴着眼镜，说话温和但有条理。他亲自在门口维持秩序，看到行动不便的就让人搬椅子，看到孩子哭就递块糖。糖是稀罕物，他自己省下来的。

林默来时，苏院长正在给一个发烧的孩子量体温。孩子约莫三四岁，小脸烧得通红，在母亲怀里蔫蔫的。体温计显示三十九度五。

“得住院。”苏院长说，“肺炎。”

孩子母亲一下子哭了：“大夫，俺们没钱……”

“新社会了，看病不要钱。”苏院长柔声说，“先治病，别的再说。”

他亲自领着母子俩去办手续，安排床位。护士站里，几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