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护士忙而不乱——她们是卫校刚毕业的，还有些生涩，但很认真。一个护士给孩子扎针时，手有点抖，扎了两次才成功，急得眼圈都红了。

“不急，慢慢来。”苏院长拍拍她的肩，“谁都有第一次。”

林默在各个病房转了转。内科病房住的大多是老人，外科病房有工伤的工人，妇产科那边传来婴儿的啼哭——今天有三个新生命在这里降临。最里头是传染病区，隔离措施已经做好，虽然简陋，但该有的都有。

“最难的是缺药。”苏院长私下对林默说，“盘尼西林、磺胺，这些特效药，咱们自己还不能生产，靠进口，量太少。有时候看着病人，明明有药能治，但就是没有……”

他说不下去了，摘下眼镜擦了擦。这个在战地医院见过无数生死的老军医，此刻像个无助的孩子。

“会有的。”林默说，“药厂已经在建了，年底就能投产。”

“那就好，那就好。”苏院长喃喃道，又想起什么，“对了，你提议的农村医疗培训，第一批学员今天报到。五十个人，都是各公社选送的知识青年。”

他们走到医院后院，那里腾出了几间平房当教室。五十个年轻人坐在条凳上，大多十七八岁，脸上带着庄稼人的质朴和紧张。讲台上，一个中年医生正在讲人体结构，黑板上画着简单的心肺图。

“这些孩子，学三个月，就要回去当赤脚医生。”苏院长说，“三个月，只能教最基础的。常见病诊断，简单伤口处理，接生，防疫。但就是这点基础，能救多少人的命啊。”

林默透过窗户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他们专注地听着，记着笔记。有个姑娘手笨，笔记记得歪歪扭扭，急得脸都红了。旁边的男孩看见了，把自己的笔记推过去，让她抄。

“他们会有出息的。”林默轻声说。

中午，医院食堂开饭。主食是窝头和高粱米饭，菜是白菜炖土豆，少见地放了几片肉。病人和工作人员一起吃，能自理的自己打饭，不能自理的由护士喂。有个老人牙口不好，护士就把窝头掰碎了，泡在菜汤里，一勺勺喂。

林默也打了一份饭，坐在食堂角落吃。旁边是个骨折的工人，胳膊打着石膏，用一只手艰难地扒饭。林默帮他扶了扶碗。

“谢谢啊同志。”工人咧嘴笑，“厂里机器碰的，不碍事。大夫说了，养养就好。”

“哪个厂的？”

“机床厂的。新机器，操作不熟。”工人说到这眼睛亮了，“不过那机器真好使，干起活来快。等俺好了回去，还得好好学。”

正说着，外头传来鞭炮声——是妇产科那边，有家属来报喜，生了个大胖小子。虽然医院规定不能放鞭炮，但门卫看见了也没真拦，只是笑着摇头。

“又添丁了。”工人也笑，“好啊，人旺，国家才旺。”

吃完饭，林默离开医院。走出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白楼静静立在那里，窗户反射着午后的阳光。那里有痛苦，也有希望；有离别，也有新生。而这一切，都刚刚开始。

七、堤上的灯火

二月二十八日，松花江的冰层已经大面积开裂。白天能听见冰裂的咔嚓声，夜晚能看见江面上漂着的浮冰，在月光下像散落的碎银。水位开始上涨，这是春汛的前兆。

三月一日凌晨三点，电话铃把林默惊醒。值班员的声音急促：“林工，双城段水位超警戒线，有溃堤风险！”

林默套上衣服就往外走。吉普车已经在楼下等着，杨将军也在车里，脸色凝重。

“上游开化快，冰凌堵塞河道，水位猛涨。”杨将军简单汇报，“双城那段堤是旧社会修的，年久失修，恐怕扛不住。”

车在黑暗中疾驰。路上已经有部队的卡车往江边赶，车灯在夜幕中连成晃动的光带。接近江堤时，能听见江水奔腾的轰隆声，那是冰凌撞击堤岸的声音。

堤坝上已经聚满了人。战士们扛着沙包跑步前进，农民们也来了，拿着铁锹、箩筐，女人和孩子组成传递队，把沙包从坝下传到坝上。探照灯的光柱在江面上扫过，能看见浑浊的江水夹着冰块汹涌而下，撞击堤岸时溅起高高的浪花。

“这里！这里裂缝了！”有人喊。

一段堤坝出现裂痕，江水正从裂缝里渗进来。几个战士立刻扑上去，用沙包堵。但裂缝在扩大，沙包扔下去就被冲走。

“打桩！用木桩加固！”林默喊。

木桩运来了，碗口粗的松木。但往水里打桩是个技术活，更要紧的是，谁下水？早春的江水，还带着冰碴，刺骨的冷。

“我来！”一个老农站出来，是赵得财。他脱了棉袄，只穿单衣，把麻绳系在腰上，“年轻时候打过渔，水性好。”

“大爷，您年纪大了，我去。”一个年轻战士抢上前。

“别争！”赵得财眼睛一瞪，“这堤后头是俺们村，俺的地，俺的房。俺不上谁上？”

他咬着一把斧子，扑通跳进江里。江水瞬间没到胸口，他打了个寒颤，但没停，游到裂缝处，开始固定木桩。岸上的人赶紧递桩子、递锤子。

一个，两个，三个……木桩一根根钉下去。赵得财在冷水里泡了十几分钟，嘴唇都紫了，手臂挥锤的动作越来越慢。

“换人！”杨将军喊。

又一个汉子跳下去。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农民、战士，轮番下水。女人在岸上烧姜汤，孩子们抱着干衣服等着。没人说话，只有锤子敲打木桩的咚咚声，和江水奔腾的轰隆声。

天蒙蒙亮时，裂缝终于堵住了。下水的人被拉上来，裹着棉被，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