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是什么事我还说不上来。也许是泽维尔医生非常固执，或者他仍然在做着准备工作，两个男孩、卡罗夫人都吓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出于自卫的谋杀——”

“噢，你们不认为这有多么荒唐吗？”福里斯特小姐叫道，“多么孩子气？泽维尔医生又不是那种能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权术家。他又不是惊险小说和电影中的‘疯科学家’。没有有关各方的同意，他根本不会做那种手术的准备工作。还有，我们这一行人如果想走，他能阻止吗？你们还不明白吗？这完全站不住脚呀，警官！”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底气。

“还有，”福尔摩斯医生急切地说，“谁也没说过一定要进行外科手术。卡罗夫人带孩子们来只是为了让泽维尔医生看一看。即便是所有的一切都确定下来了，在这里做手术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泽维尔医生在动物身上所做的小试验纯粹是研究性质，早在卡罗夫人一行到来之前就开始了。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泽维尔医生从没动过心思要对这两个年轻人做什么，哪怕是理论上的探讨。我只能表示非常震惊，警官。”

“是这样的，”福里斯特小姐再次抢着说，目光闪闪发亮，“我现在还想到，奎因先生，你的推理也有破绽。你说把一张连着的杰克撕成两半，只留下一个杰克，这意味着死者的意图是要指出两个连着的人中的一个。那我可不可以说，他们把牌撕开恰恰是不想让人们认为这事是弗朗西斯和朱利安所为？我是说，如果他们留下的是一张牌，那人们看到的是两个连在一起的人，有人就会想到双胞胎。可是，如果把两个人撕开，那是不是说：‘别以为这是双胞胎干的，是一个非连体的人。所以我才不留下一张完整的纸牌！’”

“说得好，”埃勒里小声说，“真是天才，福里斯特小姐。但遗憾的是你忽略了被撕开的牌是法语读做‘卡罗’的方块，而在这里姓卡罗的男性只有这对双胞胎。”

她无言以对，咬住嘴唇。

卡罗夫人用已经平稳的声音说：“我越想越坚信一点：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你们当然不会——是想逮捕——”她停下不说了。

多少有些不安的警官用手搓着下巴。埃勒里也没有回答，他又把头转向窗外。

“好吧，”老人说话时有些犹豫，“你能说说这张牌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吗？”

“不能。但是——”

“你是警察，”福里斯特小姐又来了精神，“我仍坚持我的看法：整个论据是——是轻率的。”

警官从一扇落地窗踱到外面的阳台上。过了一会儿，埃勒里也跟了出去。

“怎么了？”他说。

“我不喜欢眼前的这种状况。”警官用嘴唇抿着自己的胡须，“主要是他们说的那些话——不是关于纸牌，而是关于手术什么的。”他呻吟一声，“真见鬼，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为什么要干掉医生呢？我跟你讲，我不喜欢。”

“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召集他们来之前已经讨论过了。”埃勒里无奈地耸耸肩。

“是的，我知道，”老人情绪低落地说，“可是——天哪，真不知该怎么说。越想越糊涂，假如两个孩子中的一个真是凶手，怎么才能把这一个挑出来呢？如果他们自己不说的话——”

埃勒里忧虑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亮。“这件事情中倒是真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即便他们当中的一个认罪——这当然是最省力气的结局——你不认为这也是给美国最好的法官出了个难题吗？”

“什么意思？”

“你看，”埃勒里说，“假如弗朗西斯就是我们要找出来的那一个，而且他也认罪了，而朱利安只是在弗朗西斯的支配下，被迫出现在犯罪现场，被宣告无罪，我们也证实朱利安确实没有犯罪动机，未参与犯罪，那么弗朗西斯将被审判，也许会被判死刑。”

“天哪！”警官呻吟道。

“我知道你也考虑过这种情形。弗朗西斯被审判，被判死刑；而整个过程中可怜的朱利安是被迫的，他忍受着极度的精神和生理上的痛苦，最终会被赦免，起码不会判死刑。他是特殊情况下的无辜的牺牲品。外科手术吗？现代科学——起码在约翰·泽维尔医生以外——还没有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共用主要器官的连体双胞胎进行成功的分离。结果会怎么样，无辜的也和有罪的一起服刑。而外科手术已不可能。怎么办？法律说犯了死罪的人应该被执行死刑。我们执行还是不执行？对一个执行对另一个不执行，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就不执行？显然于法于情都说不过去。唉，这是个什么案子呀！不可抗拒的力量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埃勒里叹了口气，“我倒真想看看接手这个案子的精明强干的律师们——我敢打赌，他们这回算是碰上了自有刑法以来难度最大的案子……还是听听你的，警官，你对下面将会发生的事发表一下看法吧。”

“让我清静一会儿，好吗？”他父亲嘟囔道，“你总是提这种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是上帝吗？……下个星期的今天，我们都到疯人院聚齐吧！”

“下个星期的今天，”埃勒里阴郁地说着，抬头望望可怕的天空，使劲想舒服地喘口气，“看来我们都会变成冷灰。”

“是啊，在自己性命难保的情况下还一门心思管别人的事，这的确有点儿不够聪明，”警官说，“还是进去吧。我们还是得耐着性子，仔细梳理，做我们能——”

“这是什么？”埃勒里突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