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角落寻觅到出人意料的美好。

在流行文学的领域，浪漫主义的优势和潜在的缺陷都更加显而易见了。

流行文学是不涉及抽象问题的小说门类；它对道德法则采取默认的态度，以某些概括性常识为基本。（所谓常识的普遍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可以被理性地证明，而后者不能。尽管后者也许与前者有些交集，但是他们的争取依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社会的从众。）

流行小说既不提出也不回答抽象问题；它假定人们知道他们必需的知识，于是便进一步展现生活中各种惊心动魄的事件（这是它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原因之一）。流行小说的共性是它们没有外显的观点，也不企图传达任何哲学观点或者宣传任何哲学谬误。

侦探小说、冒险小说、科幻小说和西部小说[14]。这一类作家中的优秀代表与斯科特、大仲马等十分类似：它们关注行为，但是它们的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都是抽象的投影，形象非黑即白，分为明显的两派。（当代的这类作家中优秀的有：米奇·斯皮兰、伊恩·弗莱明[15]、唐纳德·汉密尔顿[16]。）

一旦我们去研究二流的流行文学，我们就会来到一片文学理论彻底失去价值的真空地带（尤其是当二流的文学包括了电影和电视的媒介之后）。浪漫主义的特征完全消弭。这种层次的写作已不是潜意识假设的产物：它是东抄西袭的庞杂元素的堆砌，而不是人生观的创造。

这一层次有如下共性：它不仅仅使用传统的、自然主义的人物组成浪漫主义的事件，还在实践更加荒谬的做法：使用传奇化的人物以代表传统价值观。如此的做法只能是拾人涕唾，只能表达空洞的陈腔旧调，以之代替价值观判断。这种方式缺乏浪漫主义的基本属性：作者个人价值观的独立创意——同时它也缺乏（优秀的）自然主义者的纪实：它不会“以实体的本身面貌”来展现它们，反而表现人的自命不凡（例如做作的角色扮演或是天马行空的情节），然后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就是现实。

二战前的大部分“低俗杂志”都属于此类，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各种灰姑娘式主题、母爱主题、历史主题或者“一个平凡的人却有着金子般的心灵”的主题。（例如埃德纳·菲伯[17]、范妮·赫斯特[18]、巴利·班尼菲尔德[19]。）此类小说没有情节可言，多多少少地有一些还连得成线条的故事，但却没有可以辨识的刻画：那些人物从纪实的角度是漏洞百出的，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又是毫无意义的。（对于这些作品是否属于浪漫主义的分类尚存在争议；它们通常被归入浪漫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难以与现实存在相关性。）

从它们的非纪实属性入手来看，电影和电视从本质上只能被划归到浪漫主义的范畴（由于它们的抽象性、要素性和戏剧性）。然而不幸的是，这两种媒介都晚来了一步：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于是只有些许的余晖照亮了几部鹤立鸡群的优秀电影（弗里茨·朗的《西格弗里德》首屈一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电影界都充斥着低俗杂志式的浪漫主义，而且品位更为低下，想象力更为匮乏，内涵更为庸俗。

一方面是为了反抗价值观的堕落，然而更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当今社会总体的哲学瓦解和文化瓦解（以及反价值观的倾向），浪漫主义从电影中消失了，在电视的媒介中更是从未出现过（除了几部侦探系列之外，可是现在连侦探系列都销声匿迹了）。留下的却是偶尔出现的一些小心翼翼的喜剧作品，字里行间都如履薄冰一般，其作者不断为自己的浪漫主义倾向而道歉——或者是混搭的作品，其作者不断请求读者不要把他当作价值观（或人类伟大文明）的拥护者，于是便写作羞涩、做作的人物轰轰烈烈的人生，尤其是在科学领域。这类场景可以用类似如下的一句台词来总结：“不好意思啊，宝贝儿，我今天晚上不能带你去比萨店，我得回实验室去裂变我的原子去了。”

哲学瓦解和文化瓦解的另一层，也是最后一层，在于从浪漫主义文学中清除浪漫主义的存在，即清除价值观、道德和意志的元素。上述现象曾经被称为侦探小说中的“硬汉派”[20]；现在则被冠以“现实主义”的帽子。此类作品不区分正派和反派（或是侦探和罪犯，或是受害人和凶手），于是只能表现两股势力在同一片领地上无缘无故地残杀（因为各自都没有合理的动机），但是各自又都乐此不疲。

这就是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两条路最终相遇、混合然后湮灭的死胡同：命中注定的卑鄙人物经历着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夸张事件，参与到貌似有意义实则毫无意义的冲突当中。

在这一层次界限之外的文学，无论是“严肃”的还是流行的，与之相比，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那样的纯净、文明以及绝对地理性：这个流派就是恐怖故事。这一流派在现代的鼻祖是埃德加·爱伦·坡[21]；它的雏形或者说纯粹的美学表现则源自于鲍里斯·卡洛夫[22]的电影。

流行文学在这一流派中更加张扬一些，主要以物质的畸形来表现恐惧。“严肃”文学则试图表现心里的恐惧，于是越发地远离人性；这恰恰显现了文学对于堕落的狂热崇拜。

无论是哪一种恐怖故事都表现某一情感的形而上学投影；这些恐怖都是盲目、纯粹、原始的。沉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