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残余最终演变为一个肤浅的、毫无意义的、“不严肃的”学派，彻底和人的存在失去了联系。

诸多因素都决定了自然主义比浪漫主义存在的时间要久一些，虽然并没有久太多。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然主义的标准要宽松许多。一个三流自然主义者依然可以写出一些感知性的观察；但是一个三流浪漫主义者则必然让读者不知所云。

浪漫主义要求作家必须掌握小说的关键元素：也就是讲故事的能力——这就需要三种核心素质：真实感、想象力和戏剧性。这三者（其实还有更多）都会体现在情节与主题和刻画的整合之中。自然主义放弃了这些素质，只要求刻画，要求一个作家尽可能地用最无中心的叙述、最“无计划”（即无目的）的事件走向（如果还有任何事件可言的话）刻画。

浪漫主义作品的价值观需要由它们的作者创造；他不是按照任何人意愿创作的（因为他处在人类的高度上），他依靠现实的形而上学本质，依靠他自己的价值观。自然主义作品的价值观取决于特定的作家复制的人物所具有的人格、偏好和行为——他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他所复制形象的忠诚度。

浪漫主义小说的价值观体现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自然主义小说的价值观体现在这些事情确确实实发生了。如果浪漫主义者的祖师爷或者代表人物是中世纪在乡间游荡的行吟诗人，启发人们抬头去看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生活之上存在的无限可能的话——自然主义者的代表就是家长里短的闲聊（一位当代的自然主义者对这一点已经不打自招了）。

（最近）自然主义对艺术领域的席卷体现了少见多怪的道理；珍贵的石头要比普通的矿石吸引更多希望不劳而获的淘金者。浪漫主义的关键要素——情节，在被抄袭之后略加修改就可以欺骗读者，尽管它在拙劣手艺的雕琢下已经失去了它灿烂夺目的价值观。浪漫主义最早先的情节以各种变化形式被不停地借用，每一次复制就会失去许多色彩和内涵。

你可以将亚历山大·仲马的杰出剧目《茶花女》的戏剧结构与讲述妓女被夹在她的真爱和她的过去之间的不可胜数的故事——上至尤金·奥尼尔[24]的《安娜·克丽丝蒂》，下至好莱坞的诸多剧目（其实我想说的是下至尤金·奥尼尔，上至好莱坞）——相比较。浪漫主义的美学寄生虫毁掉了浪漫主义，把它的别具一格变成了陈词滥调。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原作者的成就；如果非要议论二者间的联系的话，那么这些恰恰说明了原作者的伟大。

自然主义却没有给那些抄袭者留有同样的空子。自然主义的关键要素——对于某一事件、某一地点的“生活片段”的表现——没有办法直接抄袭。作家无法抄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所展现的1812年的俄国。他需要自己动脑，至少需要用他自己的观察来展现与他同一时空的人。虽然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自然主义在最低的层面上依然留存了一些创意空间，而这一点是浪漫主义不具备的。这样来看，自然主义对于那些希望能够在文学领域小有名气的作家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自然主义这里依然有很多抄袭者（他们没有在浪漫主义者中那么明显），还有许多自以为是的庸才，尤其是在欧洲。（例如，罗曼·罗兰[25]看起来是自然主义者中焕发着浪漫气息的一位，其实可以被划入那些低俗小报式的浪漫主义者。）但是在自然主义的顶端，也有许多文采斐然的作家，尤其是在美洲。辛克莱·刘易斯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展现出十分开门见山的批判智慧。当代依然秉承自然主义的作家中最优秀的是约翰·欧汉拉，他结合了多愁善感的大智和斯斯文文的大雅。

就像19世纪孕育了天真纯净、乐观本善的伟大浪漫主义者一样，20世纪也孕育了优秀的自然主义者。前者是以个体为导向的；后者则是以社会为导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浪漫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也加速了个人主义的幻灭。（埃德蒙·罗斯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流感大流行中病逝也许正是一个悲剧的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集体主义的破产，彻底破碎了建立一个“本善”的福利国家的渺茫愿景。接连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用存在的方式昭示着它们在文学中的后果会具有何种心理学影响：人类没有哲学就不能生存，更不能写作。

在如今文学庸庸碌碌的蹒跚中，真的很难分辨哪一种更糟糕一些：一部用恋母情结解释偷牛贼行为的西部小说，或者让血腥、厌世、“现实主义”的恐怖扑面而来，以说明爱是一切的良药。

除了屈指可数的例外，如今已经没有真正的文学（和真正的艺术）了——更没有广泛的文学运动或是重大的文化影响。剩下的只有迷失方向的抄袭者，而他们能够抄袭的资源也几近干涸——还有那些只会吹牛不会写作的写手，他们所谓的声名只是昙花一现，每一次文化的崩溃都会诞生这样一类人。

浪漫主义的一些残余在流行媒体中还依稀可见——但是它们的形式已经面目全非，甚至方向都与浪漫主义本来的方向相悖。

这些浪漫主义残余所蕴含的意义（无论它们的作者是否）可以象征性地用几年前的一个短篇电视剧系列[26]文《迷离境界》来代表。在另一个维度的某个未知世界，医生和社会科学家们一个个都穿着白大褂，心事重重地研究着一个和其他人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