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鞭笞他塑造的反面人物才能够抒发；他的反派形象所具有的心理学深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他在创造正面的道德范例的方面几乎一无是处；他在这方面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群魔》一书的最初想法中关键性地提到他的本意是将斯塔夫罗金塑造成一个理想的人——兼备俄罗斯文化、基督教教义和利他主义理想的人。但是当他的想法一步步成熟，这一意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逻辑的必然演绎中逐渐地偏离了上述方向。最终的结果就是小说中斯塔夫罗金成了最邪恶的角色。

显克微支的作品《君往何方》中，作者塑造的最生动、最多彩的人物，也是小说中的主线人物，是佩特罗尼乌斯，罗马帝国衰落的象征——而维尼奇乌斯，也就是作者塑造的正派形象，象征着基督教的兴起，却沦为一个相当无力的角色。

这一现象——令人着迷的反派角色、丰富多彩的流氓地痞把故事从形象苍白的正面人物手中夺过来——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中屡见不鲜，无论是严肃的还是流行的，贯穿着顶级的作品和最草根的作品。就好像在人类普遍采纳的利他主义准则的死壳之下，总有阴燃着邪恶的火，它跳跃着、燃烧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突然爆发；然而这自信之火却不能施加于正派人物的身上，于是它就通过“反派”的某种负罪和愧疚侧面流露出来。

浪漫主义的最高目的——投影道德价值观——无论是在何种理性或非理性道德准则的指引下都十分困难，而且在文学史上，只有最高档次的浪漫主义者才有能力尝试这样做。加之以利他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准则又给这项工作增加了难度，大部分浪漫主义作家只好敬而远之——这就导致他们的作品中刻画的成分十分匮乏。而且，把利他主义应用于现实和人的实际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浪漫主义作家用历史来逃避这一矛盾，例如他们把故事设定在很久的过去（比如中世纪）。正因如此，对行为的重视，对人性的漠视，以及动机的匮乏，都使得浪漫主义一步步与现实脱节——直到浪漫主义的残余最终演变为一个肤浅的、毫无意义的、“不严肃”的学派，彻底和人的存在失去了联系。

自然主义由于各种原因也经历了类似的瓦解。

尽管自然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它在现代历史中可以追溯到的鼻祖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基本的假设就是人类不具有意志，人的命运是由天生的“悲剧性缺陷”决定的。但是即便是跟随着这一错误假设，莎士比亚依然是从形而上学入手的，并未使用纪实的方式。他的人物并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实体或者统计学求平均之后复制到文学作品中的：他们是宿命论者认为在人的本性中代代相传的包罗万象的抽象人格特征：野心、唯利是图、嫉妒、贪婪，等等。

很多著名的自然主义者都试图延续莎士比亚的抽象方式，即通过形而上学表达他们对人性的观点（例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但是以埃米尔·左拉为首的众多自然主义者，如同反对价值观一样反对形而上学，于是开发了纪实的写作方法：记录人肉眼观察到的实体。

宿命论自身的矛盾在其发展之初就显露了出来。一个人假若不承认意志的假设，不承认小说故事的某些元素（某些抽象）是对他有益的，不承认他会发现、学习并沉思某种价值观，不承认读小说会影响他自己，就当然不会读小说。如果他完完全全接受宿命论的假设——如果他相信小说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活在别的星系的，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他的人生，因为他们和他自己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一定还没有读完第一章就会合上书本。

那就更不必提写作。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整个自然主义运动又都是建立在意志上的，只是将意志作为一个没有定义的、潜意识的“脱节概念”[23]。大部分自然主义者选取“社会”作为人的宿命的决定者，于是他们成为社会改革家，提倡社会变革。他们指出人无意志，社会有一定意志。托尔斯泰就一直宣扬人应该无条件屈从于社会的力量。在严肃文学中最邪恶的书《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抨击了人对幸福的渴望，呼吁人们都应与社会和谐统一。

无论他们的理论要求他们多么局限于实体，自然主义的作家依然需要发挥他们的抽象能力：要想创作“现实生活”的人物，他们就需要选取他们认为重要的特征，把他们从琐碎的、随机的特征中分离出来。因此他们不得不用统计数据来代替价值观作为选择的标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类在统计学上普遍的特征就一定是有形而上学重要性的，一定代表了人类的本性；而那些稀罕少见抑或凤毛麟角的特点，就没有形而上学重要性，不能代表人类的本性。（参见第七章。）

一开始，自然主义者反对情节，甚至反对故事，关注刻画的元素——心理学感知是他们能够提供的最佳的价值观。然而随着统计学方法的不断成熟，这一价值观也逐渐萎缩：刻画被面面俱到的记录所取代，被鸡毛蒜皮的罗列所湮没，消失在公寓里的家什清单、服装清单和食品清单里。自然主义失去了莎士比亚或者托尔斯泰所努力达到的统一性，从形而上学的层次坠落到了就事论事的层次，眼界变得越来越窄，只能看到表面现象——直到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