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精神认识论的方面深陷泥沼，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浪漫主义的本质和感染力。正因为他们总是用这种受限于存在的、偷换概念的方式分析问题，他们才会忽略连最下层的工人都能够理解，而美国总统先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享受的抽象含义。正因为他们用所谓现代的方式分析问题，他们才会抗议说惊悚故事里讲的事情都是不可置信的，不可能发生的，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英雄，“生活并非如此”——上述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完完全全无关的。

从没有人要求读者用最字面的方式理解惊悚故事，也从没有人要求读者去关注每一个细节，更没有人要求读者成为间谍或者私家侦探。惊悚故事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象征；它们将人最包罗万象也最重要的抽象概念戏剧化：这个抽象概念叫作道德冲突。

人在惊悚故事中追寻的是人的潜能：人具有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奋斗并最终达到目的的能力。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压缩、程式化、以要素串联起来的模式：一个人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而奋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面对着无穷的困难和危机，在折磨和斗争中坚持不放弃——最终获得胜利。惊悚故事从不把人生简化，使之变得“不现实”，惊悚故事不断地重复着努力奋斗的重要性；由于正派“大于现实”，反派和危险也大于现实。

任何一个抽象概念都必须“大于现实”——才可能涵盖现实中的人所关心的各类存在，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目标和愿景的人关心的事物也不同。变量有很多，但是这其中的心理机制是不变的。普通人面对的困难对于他们自身而言，与邦德的上刀山下火海没有本质的区别；而邦德的存在就告诉他们：“你们一定可以。”

人在真善美的最终胜利中获得的是在自己的道德冲突中奋力为自己的价值观抗争的勇气。

如果有些人偏偏确信人本性的无能，偏偏追求不作为带来的虚假安全感，然后质问说：“生活不是那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故事中的完美结局。”回答就是：惊悚故事的存在观恰恰要比这些质问惊悚故事是否现实的人给出的存在观更加现实，它昭示着想要达到完美结局的必经之路。

我们这里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之所以自然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者是“逃避现实”，恰恰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肤浅；肤浅地来看，浪漫主义好像确实是用辉煌的愿景抵消“现实生活”的重负。但是更深入地来看，用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心理学的眼光来看，自然主义其实才是一种逃避——逃避选择、逃避价值观、逃避道德责任，而浪漫主义才能够教人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由于每一个人的意识是封闭的，他从不会把隔壁家的小伙子认成自己，除非他精神错乱了。但是小说中英雄人物具有的广义的抽象概念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大可认为自己就是詹姆斯·邦德，再把自己的现实补充于这一抽象概念周围。这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而是一种情感整合，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就是他们从惊悚故事中获得快感的原因。他们从英雄人物身上所得到的不是什么可以依赖的领导或者保护，因为英雄人物在故事中所做的事情大多数是为自己而做的，而不是为社会上所有人而做的。所以人们得到的东西是十分个人的：自信，以及自主。受詹姆斯·邦德的启发，一个人可能会突然获得和他妻子的亲戚们对他不公的待遇做斗争的勇气；或者获得去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晋升的勇气；或者获得换份工作的勇气；或者获得向喜欢的姑娘表白的勇气；或者获得开始从事他喜欢的事情的勇气；或者获得为了他的新发明而公然与全世界宣战的勇气。

这就是自然主义不能给他的东西。

我们举一部相当出色的自然主义作品为例——帕迪·查耶夫斯基[7]的《马蒂》。它用极其敏感、有洞察力的方法描写了一个小人物寻求认可的斗争之路。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不怜悯马蒂的遭遇，也对他最后的成功感到一点小小的欣喜。但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是任何人——包括成千上万的生活中的马蒂们在内——会因为看过这部电影而受到鼓舞。没有人会想“我要成为马蒂”，但是所有人（那些最顽固不化的人除外）都会想“我要成为詹姆斯·邦德”。

这就是如今所谓“人民艺术家”所嗤之以鼻的流行艺术在传达的观点。

最可悲的——无论是对于学者还是大众而言——就是那些道德上的懦夫，他们虽不是对流行艺术嗤之以鼻，但是却试图与之为伍，他们认为他们的浪漫主义价值观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罪过，于是就把它深埋地下，只跟至亲提起，然后还时刻不忘对公共知识分子献殷勤，他们使用的货币就叫作：自嘲。

这个现象还会继续下去，那些驾着马车的人会毁掉詹姆斯·邦德，就像他们毁掉麦克·哈默和爱略特·尼斯[8]一样，然后他们又会找到下一个被“模仿”的受害者——直到未来的某一天，有一位勇士能够站出来告诉全世界，浪漫主义不是一种不可告人的非法商品。

民众也有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他们不能再满足于这种地下酒吧一样的美学，他们应当废除乔伊斯、卡夫卡所带来的美学私规，这些潜规则搞得整个美学领域乌烟瘴气，纯净的水被禁售，而假酒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每一家书店的售货架上。

1965年1月

[1]　此电影为《雨天的迎神会》，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