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复仇者》的制片人又证实了这一消息，“心痛地”责备民众一直都在用错误的方式理解节目的本意：于是讽刺片却没能博得笑声。

读者要切记的是，创造浪漫主义的惊悚故事绝非易事：这需要炉火纯青的技巧，以及独创新颖的想象，还有极强的逻辑性——其过程中的每一环都必须具有这些能力，无论是制片人还是导演、作家、演员——所以所谓他们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保守秘密、欺骗了民众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有些人的无耻价值观暴露无遗，而且最后还把一切的错栽赃给民众。

很明显，当今知识分子蜂拥着想挤上惊悚故事的马车是由于詹姆斯·邦德的成功塑造。但是受现代哲学的蛊惑，他们正企图劫持这架马车，然后摧毁它。

如果你还是觉得大众传媒的出品人还是主要受商业利益的驱使的话，仔细想想你的推理，然后看看詹姆斯·邦德系列的出品人到底有没有以利益的最大化为本位。

和某些人居心叵测的讹传恰恰相反，惊悚片起初并不是这么“戏谑”，例如《不博士》。此片是浪漫主义在荧屏上的巅峰之作——无论是出品、导演、脚本还是摄影，尤其是肖恩·康纳利[6]的演技，都堪称典范。肖恩首次在荧屏上亮相就成了一个兼备演技、文气、智慧和谦逊的明星：当别人问起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第一个特写镜头，然后他轻轻地答道：“邦德，詹姆斯·邦德。”——我看的那一场，观众爆发出了如潮的掌声。

他出演的第二部电影《俄罗斯之恋》则没能博得这么多掌声。片中，邦德一出场就在和一个很煞风景的泳衣姑娘热烈地接吻。故事交代得十分模糊，很多地方不知所云。弗莱明式的高潮所具有的极富技巧的戏剧悬念也被传统的方式所取代，比如毫无心意的追逐战，除了纯粹的格斗之外别无其他。

我还是会去看此系列的第三部，《金手指》，但是我内心已经有了些不祥的预感。不祥的预感是来自于将三部小说搬上银幕的理查德·麦鲍姆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纽约时报》，1964年12月13日）。

“弗莱明对于他的选材（阴谋、技巧、暴力、爱情、死亡）采用了极端戏谑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那些只喜欢黑色幽默的观众中引发了不错的反应。”麦鲍姆先生说，“而且整部电影也恰恰就是围绕着弗莱明的思路发展的。”也许他对浪漫主义惊悚故事的了解——以及对弗莱明的了解——就仅限于此了吧。

至于他自己的作品，麦鲍姆先生如是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见过还有些底线的剧作家了呢？如果我有底线的话，我一开始就根本不会把邦德的系列搬上银幕。除此之外，故事倒是挺有趣，至少我说服自己这样认为。”

读者关于这样的言论背后的伦理内涵一定有自己的判断。注意那个写关于“两位出色的绑匪”的电影的作者也没觉得自己触及了什么底线。

“詹姆斯·邦德的刻画……”麦鲍姆先生继续写道，“其实相对小说也有了很大改动。电影中的人物维系了弗莱明笔下的超级侦探、超级打手、超级享乐主义者和超级情人的形象，但是却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特质：幽默。幽默贯穿在各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台词和各种关键的情节中。在小说中，邦德十分缺乏这一点。”只要你看过小说，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还有：“有一天有个聪明的年轻出品人跟我说‘我要模仿詹姆斯·邦德系列写一部电影’。我心里便问道，你如何模仿一个已经几乎是推翻重来的作品呢？因为这部电影也仅仅是取材自弗莱明的小说而已，并不是荧屏的复刻。我不知道伊安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就是一个才华横溢、如日中天的作家用自己的名气提携起一大批原本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也让他们赚到了一大笔钱之后，获得的评价。

读者应该注意，一旦遇到惊悚故事和幽默的问题，当今的知识分子总是用“幽默”作为双关词，把两个不同的含义“打包销售”，用本意掩护着必须被隐藏起来的内涵，植入人们的思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幽默”和“嘲弄”的区别，尤其是和自嘲的区别——这样就可以说服人们放弃价值观，放弃自尊，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缺乏“幽默感”。

幽默不是无条件的美德，它的适当与否取决于它作用的对象。读者应该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欢笑，但是不应该肆意嘲笑他——这就好比一篇讽刺文章从来都是讽刺别的东西的，而从不讽刺它自身。

在弗莱明的小说中，詹姆斯·邦德一直保持着幽默的形象，这使得他充满了人格魅力。但是很明显麦鲍姆先生口中的“幽默”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指的是将幽默凌驾于邦德之上——换言之就是用幽默来贬低邦德的形象，让他显得十分荒唐：这样就可以毁灭他了。

这就是一切“戏谑”惊悚故事不得不面临的矛盾——这样的道德沦丧永远伴随在这类作品周围。如果一则惊悚故事想在观众中获得好评，其创作者就必须具有惊悚故事所通常传达的价值观，但是随后他们又推翻了这些价值观，这样就等于失去了他们所原本立足的土地。他们用他们所蔑视的东西谋取利益，利用观众对浪漫主义的渴求而赚钱，却时刻想摧毁浪漫主义。这种方式并不是讽刺：讽刺作品不会基于它所反讽的价值观；讽刺作品会用相反的价值观来驳斥其想推翻的价值观。

当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