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视角，不是雨果的视角，反思你自己的前提，不是他的；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让你看到你每天都看到的东西。

不要因为这些巨人做的事情伟大、高贵、智慧、美妙就辩驳这些巨人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想想你的怯懦、低贱、愚蠢和丑陋，这不是人能做到的全部。

不要辩驳这样的宇宙是一种逃避——你会看到更艰难、更悲情的战斗，这些都是在街角的台球桌上看不到的；区别其实仅仅在于：这些战斗不是为了几块钱的赌资。

不要说“生活不是这样”——问问你自己：你指的是谁的生活？

我之所以要写下这些警告，是因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和文化正在分崩离析——人的智慧被存在所限制，只能考虑一时一事——这使得文学上的“抽象普遍性”被曲解成了“统计学大多数”。带着这样的观点看雨果，有百害而无一利。批评雨果的小说没有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像批评做手术的医生没有用心削土豆一样。认为雨果的失败是他的人物“大于生活中的人”，就好像是批评飞机的失败是它能够脱离地表。

但是有些读者一直奇怪那些无聊得要死、在“现实生活”中都令人作呕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文学的核心主人公，有些读者正在放弃所谓“严肃”文学，而追求侦探小说中最后一抹浪漫主义光芒，那么雨果就是他们一直乘风破浪想要抵达的新大陆。

《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它是雨果作品的一个代表：从故事、风格和主题上无不代表了独特的“雨果式”小说。

小说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九三年”指的是1793年，大革命最血雨腥风的一年。故事当中的时间是在旺代战争前后——布列塔尼的保皇派农民揭竿而起，在流亡归来的贵族的领导下不计一切代价复辟帝制——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

小说所引发的舆论争论其实与小说的本意联系不大。1874年本书出版时，无论是大众还是批评家都对它不甚热情。文学历史学家基本上认同的解释是法国民众对一部美化第一次大革命的小说很难提起兴致，因为1871年血腥的巴黎公社运动当时还历历在目。当今的两位为雨果做传的作家是这样形容这部小说的：马修·约瑟夫森在《维克多·雨果》中将这本小说贬为一部充斥着“理想化人物”的“历史浪漫故事”；安德烈·莫洛亚在他的《雨果传》中列举了雨果与小说情景的各种联系（比如雨果的父亲曾在旺代为共和军战斗过），然后评价道：“小说中的对话是十分戏剧化的。但是法国大革命本来就充满戏剧化的斗争。小说中的人物无不有着鲜明的人格，并且至死不渝。”（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论调。）

然而事实上，《九三年》不是一部叙述法国大革命的小说。

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背景就是背景，不是主旨。雨果的视野永远集中在人物上——集中在人性和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上。《九三年》的主旨是人对价值观的坚守。该主旨在故事的主要冲突中以不同的方式华丽闪现，推动着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并把它们整合起来，推向高潮。

为了使得这一主旨戏剧化，为了分离出人性并且将它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让它经历死亡的考验，大革命是一个合适的背景。雨果写这部小说不是为了描绘大革命；大革命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部件而已。

雨果关注的不是某一种价值观，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人对价值观的坚守，无论这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尽管雨果个人很明显站在了共和派一边，他对双方的描写却都不失公正，甚至可以说，他对冲突双方都怀着一种敬意。雨果对朗德纳克侯爵和西穆尔登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他突出了他们的精神高度，以及始终如一的美德、勇气和奉献，然而前者是保皇派的首领，后者则是共和派的首领。（如果把描写的力度和文采考虑在内的话，朗德纳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更加出色的人物。）雨果对共和军士兵的神采和对保皇派农民的顽固都十分公正地给予认可。他想说的不是：“看看人们在为多么伟大的价值观奋斗啊！”而是：“当然人们为某种价值观奋斗的时候，人们可以何其伟大啊！”

雨果利用他无法比拟的无边想象完成了小说最困难的任务：抽象主题与故事情节的结合。尽管《九三年》的情节跌宕起伏，完整的逻辑线牵动着读者的情感，每一个事件却都与主旨相联系。故事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在讲述人在暴力的、痛苦的情况下以多么伟岸的灵魂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一条隐形的线，独立而又依附于故事线，正是它把下面这些情节联系了起来：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母亲，漫无目的地蹒跚行走在烧焦的村庄和被毁的田野之间，绝望地寻找着她在战争混乱中走失的孩子；一个乞丐收留了他之前的领主，一起躲避在树洞中；一个默默无闻的水手必须要做出抉择，因为就在这艘黑暗中前行的船上，他将决定一位君王的命运；一位身材高挑、性情孤傲的男子，受过贵族的教育，服饰却显尽落寞，他站在谷底，仰视着远处的冲天火光，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在高塔一处裂缝的阴影下踱步，夹在背叛组织和背离本心之间不知何去何从；革命法庭上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起身宣布判决，人群无声地等待着他会释放还是会处决他唯一爱过的人。

如此戏剧性的结合能够迸发出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