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日上午，世界迎来了新的一年，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中，中美朝三国的代表人踏上了福建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一个简单的签字会场已经在昨天夜里布置完毕，被邀请至此的各国记者在解放军战士们的引导下被安排到一处专门的拍摄台上。

周总理在福建号抵达澳门之后就登舰参观，并和舰上官兵们一起住了一夜，现在整个中国代表团都在甲板上进行签字仪式的最后准备。所有人已经在凌晨的时候对今天的签字仪式流程进行了一轮预演，务求做到完美无缺。

从辽宁省赶来的摄影团队已经在会场周围布置了大量的摄像机和麦克风，到时候可以把整个仪式的影响以三维立体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的记者最多就有一两部彩色摄像机，毕竟现在的彩色胶卷仍然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

朝鲜当局的代表团是在几天前才被通知来澳门参加签字仪式的，由于之前朝共一直在进行内部斗争，他们甚至没能选出一名代表参加停战谈判。朝共代表团的领导人就是如今朝鲜名义上的二号人物崔庸健，在金日成遇刺之后这位金日成嫡系的二号人物拒绝了朝共让他担任临时领导人的请求，并直接带上护卫跑到新义州去视察基层了，实际上就是在躲避朝共内部的倾轧行为。

崔庸健本人对权力的兴趣并不是那么的大，毕竟他是在独裁欲望强烈的金日成手下干活儿。和朝共高层的其他人不同，崔庸健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到各处的基层进行了认真的走访调查，和金日成那种主要为了宣传工作服务的走访不同，崔庸健认真地观察了此时朝鲜的基层情况，并得出了令他感到十分震惊的结论。

在他的视察活动期间，崔庸健发现中国军队的军管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朝鲜人民的心理认知。尽管中共方面一再向基层干部强调，中国军队在朝鲜只是帮助维持社会秩序，不能喧宾夺主干预朝共的基层建设。但是朝共由于其内部的激烈斗争忽视了基层建设的重要任务，导致中国富有经验的基层干部们不得不担负起绝大部分的工作。

于是朝鲜人民对中国干部们的看法朝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迅速发展，一开始他们认为中国干部们只是向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暂时帮助朝鲜人民维持社会秩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干部们开始帮助当地人恢复生产，组建民兵组织，并习惯性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在朝鲜人民的眼中，这群和蔼可亲、热情洋溢的中国干部们就比天天到村子里宣传“金日成将军是朝鲜人民的太阳”的朝共干部要好得多。

在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崔庸健发现在朝共高层进行激烈的内部博弈的同时，中国干部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赢得了新义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朝鲜百姓的民心。这一点在原南伪政权控制区尤其显著，那些地方的民众比起朝共的基层人员，更愿意依赖中国人。

他曾试图将自己看到的这种不太好的趋势报告给金日成，但是急于进行民间宣传和内斗的金日成没能重视这一现象可能带来的后果。金日成并非不知道如果这样的基层情况继续进行下去，朝鲜百姓很可能认为还不如让中国人一直管理朝鲜半岛算了，但是他觉得自己在党内的权利斗争将在很短时间内赢得胜利，到时候再让中国人收回他们的干部，朝鲜人不至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完全失去民族认同。

但随着金日成遇刺，朝共内部斗争看起来已经进入了势均力敌的情况，唯一有足够的法理基础继任领导者的崔庸健却对目前的朝共内部局势感到十分的失望。他本人是足够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阴谋行为，但是中国干部对朝鲜人民的同化确实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他不认为自己掌握了权力后有能力带着朝共解决这一问题，他没有金日成那种为了独裁不惜进行大清洗的魄力。

为了逃避平壤内部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辩，崔庸健选择跑到外面去，正好中方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参加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他毫不犹豫地在没有任何人阻拦的情况下带着朝鲜代表团来到了澳门。

当朝共的代表团第一次见到福建号航空母舰的时候，对辽宁省的事情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猜测的朝鲜人全都震惊了。周总理在迎接崔庸健的时候简单地向他介绍了辽宁省的事情，震碎了他的三观。

崔庸健并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向朝鲜隐瞒此事，尽管他们早已经通知了苏联，而且美国人似乎也已经知道。但是他现在更加确定，朝鲜半岛的局势必然已经彻底落入了中国的掌控当中，金日成的游击队派最终掌权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在朝鲜代表团抵达澳门，并在中方接待下简单参观了福建号航空母舰之后，他们也被安排住在澳门的一家旅馆里面，只等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至于艾奇逊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他们在那间舒适的旅馆里面度过了备受煎熬的一晚上，艾奇逊本人彻底失眠，心中不停纠结着自己是不是要真地在那份协议上签字。中国人的代表曾经在一战结束后的那场巴黎和会上愤而离席，美国代表当时也出于不同原因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这种抗争行为固然可以挽救他本人的政治生涯，将他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愿屈服的抵抗者，但是美国政府已经黔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