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米油盐和棉布等基本生活物资，更不要谈什么文化娱乐项目了。至于下岗，岗都没得上还谈什么下岗呢？

在后世的印象当中，新中国一解放，土地改革一结束，农村就稳定了，农民就是共和国最稳定的基本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刚建国的时候饿死人的现象很少出现，加之农村信息闭塞，农民总会忍一忍就过去了。而在几十年后，如果农村补贴城市的现象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农民迟早会在支部书记的带领下进城讨饭。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再后来已经导致上山下乡时期，农民对知青的不待见，以及一些比较严重的民事冲突。

主席在辽宁省的数据库中查阅到的一份七十年代末中央干部到贫困县调研的报告当中就有提到，当时这个县的农民一共有三大愿望，第一大愿望是吃得饱饭，第二大愿望是吃得饱饭，第三大愿望还是吃得饱饭。至于出生在农村的大量人口，除了成为农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路可走，教育和医疗都维持在最低水平中的最低水平，仅仅是不会大量产生文盲以及不会产生大规模恶性传染病的程度。

除了中央干部的调研报告之外，主席还提前二十多年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省一名小学教员写给他的信，描述了自己的孩子在下乡务农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生活困境，以及城内干部子女在下乡之后不久就以“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名义被调回城市工作的情况。这并不是一个家庭身上发生的个例，而是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和体制僵化导致的全国性的困难。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全都走向了瓶颈，改革来得越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越大，人民为改革付出的代价越惨痛。

而现如今，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比起原历史上大有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历史上的发展历程。已经被证明走不通的道路需要从一开始就想明白从哪里进行改良，以免再次在客观规律的墙上撞得头晕目眩。

“首先是在工业发展的方面，我们不能走专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老路。既然国家的家安全可以得到确保，那么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主席在政治局的讨论会上严肃地说道，“人民群众跟着我们闹革命，是因为旧社会让人活不下去了。我们的革命胜利，不仅要让人民活得下去，还要让人民活得更好，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群众。”

建国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涨缓慢乃至于开倒车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几点就是人口无限制暴涨、执政党幼稚思想导致的“左倾”或“右倾”、科学技术基础差发展慢，而辽宁省穿越之后，这些问题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

中央在经过讨论之后，初步确定了未来将要建设的国家经济的形式，大体上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差不多，但是施加了许多的限制条件。相比原先的政策而言，最明显的改变当属允许私营经济的继续存在，但是对私营经济的规模作出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政策将会保证国企对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进行全面的把控，在某些行业禁止私营经济的存在，同时在同行业的国有企业中制造竞争局面，以避免国企垄断导致的僵化。国企将不再作为同时负责生产和生活的“小社会”，必要的公共服务由专门的部门负责。

农村向城市的流通渠道必须扩大，不能限于每年只有一点点的人才招工和征兵，同时要保证农村的收入水平不被城市拉开太远。辽宁省生产的工业产品将以解放军的武力作为后盾对外征收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债”，用于对内补贴以人民负担得起的价格进行销售，尽量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在社会建设的方面，主席也对辽宁省提供的基本政策进行调整，主要是在打破社会阶层固化这一方面。由于最根本的人性使然，在制度不够严厉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总是会为自己的后代谋取更多的利益，哪怕是非法利益。在这件事情上从古至今都没什么好办法，只能以强制手段规定某些高收入岗位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者的后代在应聘同单位岗位的时候作延后考虑或者是直接禁止。

为了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在得到基本的满足之后能有一定的文化娱乐，新的政策也保证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必须得到保护。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农村生活的枯燥只能依靠几个重大节日和层出不穷的民间艺术得以缓解，如果人为破坏这一类传统文化，不仅仅会造成当代人的生活变得枯燥，还会使后代子孙的文化生活由于传承断代容易受到其他文化体系的入侵。

总而言之，在新中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对外威慑能力的情况下，保证中华民族的生存已经不是我党的当务之急，现在的新中国必须一切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心。在政治体系、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上的基本国策都结合当前新中国的国情以及未来世界提供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力求在犯最少的错误的情况下达到尽量大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争取尽量多的福利。

“我们现在在经济制度建设上是学生，在未来也将一直是学生。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从未有人直到如何去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做的就是探出一条路来，证明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通。”主席在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