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开始向全国各地输出工业产业链之前，政务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需要中央进行决定，那便是经济体制如何架构，企业如何发展。新中国要发展工业，就要建设工厂，有了工厂就要有相应的企业进行管理。

对于老一辈的革命家而言，建工厂办企业都是新鲜事物，原历史上的新中国的第一批企业基本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的，不仅仅是在技术上一脉相承，在管理和其他制度上也完全照抄。在学习到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也把苏联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缺点一并带了过来，有些传统就这么在中国一直流传到21世纪。

传统的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能说没有其优点，它先后使得苏联与新中国从工业较弱国家和完全的农业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重工业大国，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人民第一次有能力在帝国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格局下保全自己并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发展生产力。但是问题就在于工业体系建设完毕之后，这一套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下一步发展。

倒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过于落后而无法适应发展，而是社会生产力过于落后以至于无法发挥计划经济的真正优势。直到21世纪初期，人类的计算能力也远远达不到算出社会资源最有效配置，生产力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计划的程度，尤其是在人口大量上升的情况之下，社会需求的复杂程度指数上升，完全由政府指导生产不太可能满足得了人民的需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开放一部分民营经济的目的就在于让市场引导社会资源，以减轻政府指导生产的压力，避免完全计划经济下由于应变能力不足导致的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在苏式计划经济中对农业问题的考虑不足，并不适合中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情。新中国基本上也把苏联那种剥削农村补贴城市的积累方式照搬过来，导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了诸多的水土不服。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过去的其他社会形态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而且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在1951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左右，而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几百年的演化，按照社会阶段论而言，资本主义尚未走到尽头。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尝试直接跳过某些社会阶段，从辽宁省已掌握的历史来看，无一例外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客观规律上碰得头破血流。

原历史上的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充满了曲折和艰难，可以说除了一五计划期间以外，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得到足够大的发展。按部就班的发展出来的新增产能迅速被无限制扩张的人口稀释，国民生活水平也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上。

在城市当中，工业化建设带来的大批重工业企业确实使得一批从农村中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得以成为产业工人，并进一步为扩大生产做出贡献。但是随着苏式工业化建设而来的是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在城市的公共医疗、教育和文化服务没能跟得上城市人口扩张的脚步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本该只作为生产部门的企业却负担起了不属于它们的公共服务义务。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民还住不起土胚房的时候，大型国企的职工就可以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虽然这种福利在后世看来算不上什么，但那时候的全国大环境中也只有城镇居民享受得到福利政策。而且国企职工的岗位一般是隐性世袭制，一个工人的职位很大概率由自己的儿子或是其他亲戚继承，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根本离不开农村，罔论进入城市竞争就业了。

工业城市的生产制度持续僵化，工业生产的新增就业岗位甚至无法满足城市内部的新增劳动力，以至于在六七十年代不得不搞上山下乡，将城市劳动力直接“放逐”到农村地区。直接导致在知青回城的那段时间里，暴增的城市人口使得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严打”就是在那一时期中，由于基层组织无力稳定好随人口一同上升的犯罪率而出现的。

这种福利制度在大型国企的劳动生产率尚未落后的时候还足以维持，但是到了后来企业效益一再降低，最后国家已经不得不用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维持企业存在的时候，这种福利措施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在原历史上的八九十年代，东北地区国企的生产技术落后和不断攀升的资产负债率终于导致国家财政再也无法支撑，这一切便最终导向了国企破产和下岗潮。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也谈不上多好，数百万户居民长期地居住在地下室、走廊过道乃至是厕所和下水道中，等待遥遥无期的住房分配。

而在农村当中，新中国从建国以来到二十一世纪之前的农村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某些问题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首先就是农民的生存问题，后世的人们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不少地区的农民会在当年收成不好的时候集体逃荒要饭，这一现象在西北和西南的贫困地区尤其明显。

虽然原历史上的新中国也经过农业技术的改革使得平均亩产有所上升，但是到了1979年的时候，农村实际人均收入和1957年并无差别，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在那之后还下降了。无数农民活在绝对贫困的状态之中，仅有的收入将将维持生活，用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