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洋教这种行为不仅不会代表任何“身世显赫”的意味，甚至会和落后无知联系在一起。

根基不稳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在脱离了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维持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这两种宗教在中央的眼中，并不比扩张性弱的佛教和道教要麻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限制他们的传教行为。

“人民政府关于宗教的政策中有些部分会和之前协商通过的有些不太一样，主要是在传教限制和宗教捐献这方面做出改变。”周总理一本正经地和面前的干部与代表们讲解新政策，政府对传教新增了大量的限制，比起原历史上也更加注重执行层面。

新的宗教政策将规定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只能在规定的宗教场所传教，而且这类宗教场所的密度也被严格限制。传教场所不能设置在明显的公众区域，更不能向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公开，政府机关将会设置专门的监督人员驻守宗教机构，防止非法传教行为。

“传教行为仅限于人对人的对话，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印刷带有传教作用的印刷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生产或委托生产带有传教性质的生活用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在进行志愿社会活动的同时宣传宗教......”周总理拿出一份新的清单，向会议室里脸色愈发苍白的宗教代表们进行宣读。

现代宗教作为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工的具，大多数宗教的神职人员本身并没有什么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看中的无非是更多的信众群体所能够提供的更多的宗教捐献。原本新中国对宗教的限制并不是那么的大，只是要求宗教必须脱离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是现在政府明显是要着手限制宗教发展，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无疑会狠狠地打击宗教的经济基础。

而在这场讨论会之外，绿教的问题被党中央单独拿出来讨论，毕竟在后世的经验当中，绿教对新中国国内建设的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虽然绿教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新疆和宁夏等地，从面积和影响人口的数量来算并非太大，但是绿教本身的排他性和顽固性使得相应的宗教组织有很大的破坏力。

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就对新疆和宁夏等地的绿教势力进行了一次集中打压，以王震司令员为主的新疆军区部队不仅剿灭了绿教武装马家军，而且在新疆解放的过程当中狠狠打击了绿教疆独势力。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当中，由于中央王朝没能对新疆地区施加足够的影响力，绿教已经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宗教和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得我党的群众工作变得困难起来。

“我党在建国之后，对新疆地区的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建国初期的时候由于新疆反动势力强大而且经常袭击解放军部队。我们不得不对新疆执行比较严格的管理政策，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要有足够的武力，新疆之所以在一个地区有两个省级行政单位，就是因为当地的反动分裂势力强大。”吴铭向中央政治局解说着原历史上的新疆建设情况，“在特殊时期结束之后，新疆的治理政策由于社会治安趋于稳定、反动分裂分子逃往国外而放松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见缝插针地插手我国在新疆的宗教和民族事务，力图以极端宗教势力扰乱我国的西北地区。在各方势力的影响之下，新疆地区的极端宗教势力一度有复辟的现象，他们在新疆甚至是其他地区发动恐怖袭击，残害我党的基层人员，有时候受其蛊惑的宗教信徒还会包庇暴恐分子。”

新疆的治理问题一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困扰着我党，由于极端宗教势力背后的资金供应者威胁着我国的原油供应，我党在处理新疆的宗教问题时总是束手束脚。直到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提升，对新疆的治理政策再次收紧，当地的社会问题才算被压了下去。

不过即使如此，当地的宗教势力也没有放弃扰乱我党社会建设的目的，总是在某些隐秘的地方搞小动作，令人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染指到义务教育专用的课本上，在教材中宣扬绿教教义，对抗中央推广汉语普通话的政策。

“就如吴铭同志所说，这样的宗教组织我们应该将之定性为顽固的反动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力求彻底消灭。”主席在看过那些后世的资料后也非常愤慨，毕竟宗教势力的影响使得我党改善新疆人民生活的愿望难以达成，加剧了宗教势力的传播。

中央对这些人的政策将是比历史上更加严厉的，如果任由极端宗教势力发展下去，不仅会对中国国内造成影响，也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后果。治理极端宗教势力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目前对绿教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国内的极端保守的绿教组织，并推动相对温和的部分进行世俗化，让他们主动修改教义并摒弃那些从中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恶劣习俗。

与此同时，中央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投入，把汉语教育彻底贯彻下去，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在国家大一统的大义面前必须做出让步。任何试图染指教育和文化改造的顽固宗教分子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在量刑的时候不作任何宽大处理。

从长远来看，我国还会在国际上和国际化的绿教组织进行博弈，既要使他们不至于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威胁中国在长远未来的石油供应，也要让他们知道，向中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