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18军正式解放拉萨的同时，西藏的社会改造工作也随着我党工作队的入驻而开始。在进行西藏的社会改造的过程当中，基层干部们面临着一个和全国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的困难点，那便是藏族同胞广泛的喇嘛教信仰。

在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历程当中，宗教工作是比较值得一提的。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本土宗教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而外来宗教的影响力更多地集中在疆藏地区，帝国主义殖民者又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中，将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带到中国。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混乱无序的社会中野蛮生长，不仅仅是那些势大根深的大型宗教组织，各类小型的衍生宗教和邪教组织也层出不穷，对我党的基层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烦。

以道教、佛教、绿教、天主教和新教五大宗教为主的中国宗教组织当中，天主教和新教主要分布在过去受到西方诸国影响较深的城市地区和江南地主家族控制区，佛教和道教全国各地均有分布，绿教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小型聚居点和西部的落后地区。由于道教和佛教是旧中国的古老宗教，它们在历史上的多次干政尝试都被皇权打压，因此不会对新中国的基层建设造成什么困扰。但是后世俗称的闪米特三邪教在其西方起源国都有浓厚的政教合一传统，绿教的背后有中东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的支持，新教和天主教的背后则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些宗教组织阻挠新中国的建设、破坏新中国的社会基础。

除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境内施加的影响力之外，中国境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层出不穷的小型邪教也和这些大型宗教颇有渊源。虽然小型邪教的产生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完全归因于大型宗教的影响，但是它们抄袭的教义基本上是从大型宗教的经书中提取组合的。

起源于人类对未知自然界的恐惧的宗教发展到今天，不能说对社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总体上是落后的，思想上是反动的，对社会思想建设是不利的。宗教本身是一种精神信仰，宗教的扩张对我党在人民群众间推广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十分不利，也和在群众当中普及科学素养的基本国策相悖。

“话说这么多，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用运动式的治理，通过暴力手段一次性地解决所有宗教信仰。我们在认识到宗教的本质的同时，也要清楚宗教是一定条件下自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传统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渐渐缩小。”周总理在政务院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会上为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奠定基调，“我们国家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发展。新中国的宗教组织必须随着时代的脚步改变自己，否则的话就是顽固的反动派，是要被人民民主专政消灭的对象。”

后世的宗教发展使得人们发现自己原本对宗教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虽然新中国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贫困地区也逐渐减少，但是宗教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而是跟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顽强地生存着。在21世纪的时候，新中国国内的信教团体竟逐渐有了年轻化，并向高收入人群扩散的趋势，这和之前的宗教只会在贫穷地区强势的印象大不相同。

这其中自然有着文化入侵和其他的各种境外因素作祟，但是宗教确实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造自身，使自身更加适应日新月异的人类社会。

“在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方面，我们还有迫在眉睫的任务，那就是将宗教组织和境外势力的联系切断，不能让境外势力通过宗教组织影响新中国的社会建设。”周总理面前的人除了政务院相关部门的干部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宗教组织代表。

这些宗教代表在听了周总理的论述之后有喜有忧，虽然早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周总理就召集国内的基督教代表人物，在全中国展开宗教的“三自运动”，驱逐了原本在中国基督教会中有很大权利的外国神父，但是今天的会议明显证明我党对宗教的态度是会更加严格的。后世本土宗教教会和境外宗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的警惕，毕竟现在的中央还没能见识到极端宗教组织的强大破坏性。既定的宗教政策既不会像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一样追求以暴力方式彻底消灭宗教，也不会放任宗教在中国境内随意扩散。

中央对宗教政策的看法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将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同外国势力剥离开来，并对它们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在超长远规划上尽量以彻底消灭宗教的存在为目标，但是短期内先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的存在。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佛教和道教本身并没有像闪米特宗教一样太强的扩张性，而是强调信徒对自身的思想管理。

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主要受众就是那些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生活方式逐渐西化的富裕家庭，包括当时最显赫的蒋光头一家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信洋教在那段时间里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教会利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和自己的西方势力背景，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肆扩张。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解放军接二连三的对外战功，可以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