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带走我党承诺的驻军保护和商品技术，斯大林真正想要寻找的是一条能让苏联发展起来的道路，无论是政治层面上还是经济层面上。后世有关苏联解体和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问题的分析描述已经让这位在晚年有些固执的苏联最高领导人重新变得可以接受意见起来，他意识到仅靠自己的能力恐怕还不能解决过去积累起来的问题。

斯大林虽然还没到过辽宁省，但是也基本了解了那个来自未来的地区的人的生活状况，他们能在帝国主义的全力围攻下保存自己并高速发展，这和轰然倒塌的苏联截然不同。后世中国人的建设理念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想法不尽相同，他们的经济运行中既有计划经济的部分，也有市场发挥的作用，坚决不抛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也不排斥市场带来的活力和适应性。事实证明，这套办法或许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它确实推动着一个人口多达十四亿的经济体在向前向好发展。

苏联现行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后世的中国研究者弃若敝履，斯大林发现他们承认这种经济体制成功让苏联在帝国主义环绕的情况下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纳粹德国。中国官方的看法是，斯大林在特殊时期使用了特殊的经济体制，避免了只把经济建设的目光放在国内这点小环境下的普遍错误，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风险的误判加上后续领导人的个人保守风格，导致没能及时扭转这一经济体制中的不适合和平时期建设的部分。

后世的许多人也没能清晰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有多强的实力，将自己对经济运行的目光限制在一国之内，不能准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威胁有多么的迫切。但是现在的情况对比起原本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攻守之势不再是那种此起彼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一边倒的中苏攻势、美欧守势。另外，双方的科技水平也发生了完全的扭转，社会主义阵营中仅中国一国的技术水平可以说在一夜之间远远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叠加。社会生产力方面虽然还短暂地处于双方平手的状态，但是中苏两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也会迅速超过资本主义阵营。

而在原历史上最困扰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方面，中国一国之力就足以压服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抵抗，无产阶级政权自诞生那一刻起就不得不面对的被帝国主义旧势力围剿的状态宣告终结。

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之下，苏联自然需要寻求一条和平发展建设的道路，原历史上那种以军事霸权为纲的建设思路必须立刻抛弃。斯大林在中国获得的资料包括了后世记载的整个苏联历史和后人对苏联的研究评价，虽然并不包括那些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也没有解密的资料，但是他所看到的也在整体上从各个方面还原了整个苏联的兴衰史。而斯大林所寻求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相关资料则事关中国本身的历史，这部分内容是不会向他这个外国领导人透露的，因此他只能主动向毛主席询问。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和你一样也是个初学者，我们现在的思想还没能完全理解后世的那种建设思路。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学生，要当苏联同志们的老师还缺点火候。”主席在回答斯大林的提问的时候坦然承认自己对后世的经济建设过程也在学习当中，要向他描述的话还做不到，“我们的国家确实在未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走的路肯定是不能原本地照搬到其他国家的身上。”

听了主席的回答后，斯大林明白这是对方的开场白而已，在和中国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必那么追求立刻得到所有答案，他们在说正题之前的开场白也并不会毫无内容。于是，斯大林继续问道：“中国同志们认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呢？我看到后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选择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我对这两种事物之间如何相互配合很感兴趣。”

事实上，斯大林在这之前并非没有考虑过国家经济的部分市场化，他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后来他由于多种原因停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为了中央集权将列宁新经济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哈布林打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并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像乌龟一样爬到终点，但我们终究在不停前进”的观点，直接在国内实行被后世称为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系。

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虽然因为自己多疑固执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执着于集权，但是他并非看不到苏联经济中的问题，农村的萧条和城市的兴盛、商品的匮乏和福利的高涨明显预示着经济系统有着根本性的问题。他认真地考虑过如何改良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和美英等国的国际斗争上，直到王稼祥将那份至关重要的资料带到他的私人别墅之前，他都没能下定决心。

“我们很乐意向苏联同志们分享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共同建设的过程中汲取到的经验，而有关这些内容，我想贵国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