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末，中国的农历新年将近，转眼间斯大林率领的苏联访问团队已经在北京停留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主席和斯大林进行了多次单独商讨，共谋中苏两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未来。而除了两国的最高领导人之外，中国外交部和苏联访问团队也商定了两国的各种合作事宜。

相比起前一年的年初，也就是1950年2月14日主席和总理动身前往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今年双方在北京商定的新协定在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主客双方的位置完全相反了。在之前的旧条约当中，由于斯大林本人的思想问题和中国相对弱势、有求于人的地位，中国实质上是比较吃亏的。主席本人也对旧条约颇有不满，但限于新中国国家发展和国防的需要，主席和总理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我党在面对苏联的时候不再是相对弱势、有求于人的情况，反而是苏联需要寻求中国方面的技术援助和国防支持。在双方的谈判过程当中，苏联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隐约表现的高傲感，而我党的外交人员也不会故意为难苏联同志。主席和总理在指导对苏联的谈判工作的时候会着重强调不能带着报复性思想，中苏两国在将来将会有比原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紧密的联系，双方地位的平等是长久和平的根基。

在新拟定的协议当中，苏联之前已经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利息和物资将以现有价格计算，抵消苏联向中国新请求的援助的部分价格。中国将视自身情况向苏联和苏东阵营内的其他国家部分开放来自未来的先进科技，并派出一定规模的使用未来装备的军队到苏联国土上驻扎，协助苏联国防。两国之间将逐步开放各方面的大规模贸易，并约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逐步降低关税，直至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能像本国内部一样畅通无阻。中苏两国的货币汇率也作了重新规定，旧条约中苏联有意压低人民币对卢布的汇率，这使得中国在偿还贷款的时候吃了不小的亏，新条约中将重新计算两国货币的汇率，不过由于中国国内的人民币改革还在进行当中，新汇率的计算估计要拖一段时间。另外，在斯大林的强烈要求之下，中方同意保留在这个时代的同盟协定中非常普遍的“签约国之一受到其他国家的主动入侵时，其他缔约国应当尽全力协助受入侵国家抵御外敌，直至入侵者被完全清除出被入侵国家领土”这一描述。

这份新拟定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不复杂，而且事实上并未涉及到两国之间的一些深层分歧，主席和斯大林都同意现在两国是应该重视合作、减小分歧的阶段，在两国共同敌人尚且存在的前提下，内部矛盾可以延后处理。毛主席和中国外交部的干部们对新条约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签订的第一份基于双方平等地位上的外交同盟条约。除去中国能从条约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不说，新条约的签订也能向世界各国展示一下中国的外交态度，那就是当别人愿意以平等姿态和中国交流时，即使中国在国力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也不会摆出盛气凌人的态度。

至于苏联方面，斯大林并未对新条约感到不满，他经历了一轮剧烈的思想变动，也能认清现在中苏两国平等互助的重要性。相比起原历史上那种只注重苏联本国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这次的苏联访问团队在斯大林的带领下有了一次向好的改观，他们也从中国进一步提供的资料当中学习到了别处没有的宝贵建设经验。这份新条约在两国领导人看来是真正的双赢，而两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双赢变成双方都赢两次。

新条约的签字仪式被放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办，周恩来总理和随苏联访问团来到中国的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注视下共同签字，中苏两国的记者共同记录了这一颇具历史意义的画面。

当晚的庆祝晚宴当中，两国外交人员把酒言欢，除了主要条约之外，两国各部门也各自签订了在经济细分方向上的合作协定。其中重要性较强的就是加强中苏两国之间的物资交流能力，现在两国之间的物资交流只能依靠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其运力难以承担中苏两国新签订的各种经济合作事项产生的物流需要。辽宁省内的工业企业和未来中国其他地区的工厂急需的矿产等原材料有了稳定来源，苏联的轻工业部门也获得了急需的先进技术。

“祝两国人民有共同的美好未来。”主席在晚宴上和斯大林等人交谈甚欢。

“祝我们的共同事业取得成功。”斯大林站起身来和主席碰杯，参加晚宴的两国人员都佩戴着中方提供的同声传译装置，省却了配备翻译员的麻烦。

在晚宴将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再次提起了中方之前答应过的让部分苏联访问人员到辽宁省参观考察的事情，主席则不再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说道：“请斯大林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信守承诺，这周时间内就会为你们安排前往辽宁省的列车。”

斯大林闻言后放心不少，他此行的第二大目的就是接受中方曾经答应过的到辽宁省的参观考察和医疗服务，在看过原历史的相关资料之后，他每天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哪哪都有毛病，身边的苏联医疗专家们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既然他已经排除了埋藏在苏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