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一些联盟内部的问题时也欠缺考虑，为后来南斯拉夫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主席对处理南斯拉夫问题的初步意见是，以恢复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基础，由中苏两国首先放低姿态，给铁托一个台阶下，然后拿辽宁省的历史资料，为南斯拉夫的内部问题提供一些意见。在主席看来，铁托这个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本质上他还有为南斯拉夫人民谋求利益的决心与能力，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南斯拉夫不至于走以前那样的老路。

“那么，我们主动联系南斯拉夫，表达我们的和解意愿？”斯大林对这种低姿态外交其实不是很习惯，虽然现在他面对主席的时候已经保持平等，乃至是稍微有些低的姿态，但作为一个强硬、固执的领导者，接连对外人如此表现会让他感到面子上挂不住。

“如果我们不主动的话，铁托同志大约也是会找上我们的，不过我认为这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不太有利。”主席倒是没那么在乎个人的面子，在他看来，只要达成了团结的结果，过程如何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现在的南斯拉夫由于同时和中苏两国闹翻，资本主义阵营便向他们伸出了魔爪，美英两国殷勤地表示愿意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而且不附带任何的其他条件。英美两国提供的无息贷款对于南斯拉夫这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而言十分诱人，但铁托自然会质疑英美所言的“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一说法。事实上，铁托完全明白接受了英美的援助就等于彻底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多数国家决裂，这会让他们在两级争端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现在这种两极攻守易势的环境下。

另一方面，苏联的情报机构有从南斯拉夫国内受到消息，铁托现在其实处于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中。其政府内部有些人认为应该以经济发展的大局为重，接受英美两国的经济援助，同时拒绝在冷战中站队，而另一些人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应该着手与中苏两国修复关系，即使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也没有关系，毕竟都是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

这两派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吵得不可开交，互相指责对方是走资派或者卖国贼，虽然在铁托的强权之下没有闹出什么大事情，但分歧也已经很严重了。铁托本人的态度倒是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他坚持认为南斯拉夫应该独立自主地建设国家，尽量减少本国对外的依赖程度，当然了，有人送钱的话还是来者不拒的。我党自然也没有想到，辽宁省穿越在巴尔干半岛产生的蝴蝶效应会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不去争取同志，帝国主义就要去尝试腐化他们，用平等的姿态对待同志，才能少闹矛盾。”主席见斯大林似乎有些别扭，便发言劝导。

“嗯，我同意您的看法，那么我们要如何进行表态呢？”斯大林也不是那么的固执己见，毕竟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他确实有很大程度的过错。

“我们可以各自安排，总之要先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表现我们的态度。”主席最后说道。

于是，在苏共向东欧国家发出了参加莫斯科会议的邀请的同时，其内部的报刊中开始刊登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文章，相比起之前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责，苏共报刊中的新文章开始重新定义铁托的作为，并表示“同志之间应该更多地进行谅解”。而我党这边，除了社论上的文章风向改变之外，主席也亲自修书一封，向铁托本人表达缓和各方关系的意愿。

南斯拉夫共产党则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完全愿意和中苏两国缓和关系，铁托在给毛主席的回信中表示，南斯拉夫绝无意愿和帝国主义相互媾和，永远是社会主义的一份子。铁托先是和苏联外交人员协商，准备一同参与六月份的莫斯科会议，另外也马上派出了代表到莫斯科商讨一次国事访问的可行性。在中国这边，铁托则表示自己有时间的话一定会亲自到北京拜访。

这件事情让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都感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气氛的变化，苏联的高压态势似乎在中国的干预下稍有消解，这让各国的领导人都松了一口气，也更加期待我党在之后的莫斯科会议上的表态。虽然这场会议是由苏联邀请东欧各国参与的，不过我党也有明确表示将会参加会议，另外还会带上亚洲几个新兴共产党国家的代表一同参会。

美英法等国自然也关注了这一系列事件，在那场即将到来的六月会议当中，中苏两国大约要重新整合社会主义阵营，在艾森豪威尔等人看来，原历史上的华约大概要变成另一种意思上的“华约”了。不过我党的打算跟他们所想的可不一样，我党并不想像过去的苏联那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发号施令，强制各国服从“社会主义阵营的总体利益”。我党想在六月份会议中和各国讨论的，主要是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分工的事情，而不是和北约进行军事对抗这方面的合作。

我党内部对未来战略的讨论中，主席等领导人一致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是因为共同理想而走到一起的，但是要维系阵营内部的团结，只有靠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各国之间互相有些小心思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种风云莫测的时代中，各国共产党应该警惕这种小心思在敌人的挑拨下演变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分歧，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沟通协商手